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正面臨著兩個“期”,一個是經濟快速發展期,另一個就是危機凸顯期。這是從國際、國內大量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這同樣適用于中國的城市發展,就是說,快速發展期和危機凸顯期同樣存在于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
從城市的發展軌跡中,我們看到,它有推動力和制動力,推動力來源于對經濟發展和物質財富的追求,制動力來自于對健康和精神財富的關切,雙方共同作用的結果產 生了城市的文明。因此,城市化也是有質與量的內涵的。“十七大”報告用經典的語言告訴我們,城市化應該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如果將這個概念延伸到城市化的 過程中,就應該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美國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做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任何人無論在什么地點,只要打一個電話,水、電、氣 等等都可以接通。如果我們也能做到這一點,就沒有必要讓13億人大挪移,而且可以節省后期的各項投入。而這正是我們郊區化與城市化交織時產生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