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強勢跟進后,關于立頓、關于國標,坊間已形成鮮明的意見傾向。于是,“含毒茶包”、“寬松國標”,一次次被復述。但事實上,僅僅依據現有證據,姑妄定論未免不智。一方面,作為獨立的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之操作科學性,與鑒定規范性,其實有待確認;另一方面,關于“農藥殘留”國標,確乎不曾接受一番公平、全面的“再審視”。
最嚴肅的敘述,當是“立頓茶包被某環保組織檢出高毒農藥”,而非“立頓茶包,被檢出高毒農藥”。輕易略去“行為主體”,往往會造成誤解,受眾會認為,這是一個蓋棺論定式表達。考慮到信息傳播,很大程度就是“概括—簡化—符號化—口號化”過程,可以想見且已被證實的是,“立頓有毒”已成最終的“輿論產品”。
立頓是否有毒?已有信息指向“有毒”,卻仍不足將之“坐實”。環保組織一紙報告,并非終極“判決”。因為,此間職能分工傳統下,專業、權威、官方系統內的鑒定機構,才是理論上的唯一裁斷方。因此,等官方結論出來后,公眾再作行動不遲。然而,甚少有人等待,與之相反,“一說就信、急急避險”成了主流的選擇。不得不說,官方鑒定機構一再的作為不力,加之食品領域丑聞連連,已然培育出“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世俗生存策略。
在意見市場內,“官方鑒定”以其一貫的滯后與不靠譜,漸漸失去了擁躉。作為替代物,媒體揭黑、名人吹風、環保組織的報告,在很多人看來,成為值得信賴的內幕來源。以立頓茶包為例,盡管多數人對“綠色和平”知之甚少,可還是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認可其結論”。對某方的不信任,竟演變對其他方的輕信——即便這是一家稍顯陌生的環保組織,即便僅有極少量的抽樣樣本。
民眾心理預設的根本性改變,或許才是一切的根源。即,從前人們默認食物是安全的,不安全的食物乃異類,非充足證據而不輕信;而現在,很多人默認食物是危險的,任何人說“某物含毒”,都極易引起共鳴。一種“反權威”的立場,使得官方鑒定機構處境尷尬,民眾不再信任、乃至排斥其履職。但,在民間鑒定發育不彰的語境下,那種“高傲的不信任”奢侈且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