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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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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是我們的設計部，我們的房子都是先從電腦里蓋的”。“這里是我們的財務部，一般人不給進來”……每到一處，他都一一向記者介紹。見到他，很多同事站起來，熱情地叫他“潘總”。看見一些相熟的，他會和他(她)握手、問候幾句。見拉著大車規劃圖紙的，他問，“這是什么，這么多？”修剪花草的花匠，也都和他打招呼。
他是一個有著300億身家的老總，有時卻也好奇像孩子。而對于房地產市場的種種問題，合他心意的，他便滔滔不絕；不合心意的，果斷回避。對于限購等政策問題，他一律殺絕。還要叮囑身邊助理，“下次有記者采訪，叫他們千萬別問‘限購’的，我一律不答。”
談調控限購后我變得很少說話
南方都市報(下稱“南都”)：對于這一年的調控，你怎么看？
潘石屹：看2011年房地產宏觀調控，我覺得應該再往前看一下。從“國八條”出臺差不多六年的時間，房地產一直在不斷地調控，但房子交易量和房子價格也急劇上漲，這與調控的初衷有點不一樣。我們的領導認為調控的力度不夠，所以還要出臺最嚴厲的調控措施，這就是在2011年年初出臺的，讓一些城市實行限購。
過去六年，每一次政策出臺，我和業內地產人士都會有交流，或者通過媒體交流，有時候是面對面的，包括跟住建部(原建設部)官員等各方面的交流。但從2011年實施限購政策之后，我就再沒有“說話”，我變得很少“說話”。這一年多，我基本上推掉了所有房地產論壇，連博鰲亞洲論壇里面的房地產論壇我都沒有參加。
南都：為什么？
潘石屹：原來出臺的各種政策都是可以討論的。比如力度大，或者力度小。我們怎么看這個政策、怎么看這個問題。可限購政策，它是最本質的變化。至于這個政策好與不好，我們曾經都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將我們的想法向各級領導都表達了。
把時間放到六年之后思考，前面幾年，房地產的框架是在市場經濟的框架下做的。但限購從本質上來說，不是市場經濟的政策，而是反市場經濟的政策。市場經濟中最敏感的、起決定作用的是價格、成交量等，如果供求關系不平衡就靠價格平衡。限購、限價的出臺，實際上令市場經濟中發揮最重要作用的幾個力量都不起作用了。
論住宅住宅行業未來會過剩
南都：其實調控跟你們公司關系不大。
潘石屹：從比較個人的角度來說，最近這些年，所有出臺的調控措施跟我們S O H O中國沒有任何關系。我們做商業地產，無論限面積、限購、限戶型，或者90/70，所有政策都是針對住宅，包括住宅里面要配建保障性住房等等，一切政策都跟我們沒有關系。我們是超脫了經濟利益的旁觀者。
我們看主流，一個行業長期壟斷或者實行計劃經濟就會發展得慢，無論社會產品的供給，還是社會服務，都比較差。所以，這時再看房地產，會發現我們是不是實行了一些政策，令現在的房地產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去了？
限購，實際上把市場經濟中鼓勵人們、激勵人們把房子蓋得更好的動力喪失了。沒把社會中最需要的資金、土地、材料、管理技術等資源配置好。
南都：今年持續限購，也有的地方限價，你認為住宅市場會怎樣？
潘石屹：中小城市，沒有限購的城市發展會偏慢一點。從大趨勢來說，中國還是在不斷地城市化，從農村到小城市，從小城市到中城市，從中城市到大城市，這是一個大的趨勢。而限價、限購，讓外地人不能購買，從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反城市化的現象。
設想一下，如果在中國大范圍地限購限價5年、10年，對整個市場、對房屋產品的質量等各方面影響都會非常大。因為限價，開發商改賣毛坯房了，不做精裝房了，原來努力多年才開始做精裝房，如今又退回去了。算了，咱們不談這，總之，最重要的還是取決于政府。
說建筑精裝修的房子更環保
南都：可是，如你所知，大品牌開發商萬科[簡介 最新動態]等也被曝出質量問題。
潘石屹：現在建的房子質量要比十年前建得好得多，無論戶型、用料。十年前建的房子，又會比二十年前建得好；二十年前建的，又會比三十年前建得好。如果非常客觀地看中國這三十年房子的變化，任何人，只要不帶有任何偏見，一定會得出和我一樣的結論。
南都：但也有不少專家學者認為，中國的建筑，多數設計使用壽命只有50年，變“短命”了。
潘石屹：壽命縮短是計劃經濟、“文革”之前建的，質量不好的房子。現在出現大量的投訴，比如萬科，背后另有原因。真正要把房子質量提高，開發商就一定要做精裝修。如果做毛坯房，一家一戶裝修，不但浪費材料和設計，而且整棟樓有一段時間都在裝修，有噪音、粉塵、還有污染。但開發商統一購買材料、統一設計、有專屬監理公司，有專門的材料檢驗系統，整套工程一起做，比一家一戶裝修的質量高得多，也更環保。
當然，精裝修過程中也會碰到各種各樣問題。我十多年前做的SO H O現代城就是精裝房，也曾遭到特別大的投訴。我們冬季施工時，在混凝土里放的防凍劑到了夏天會釋放出氨氣，氣味非常難聞。實際上，原來做毛坯房時也是按政府規定放這個防凍劑。問題曝光以后，政府馬上重新修改標準，要求冬季防凍劑再不能用含有氨的，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實際上也是行業的進步。如果開發商賣的是毛坯房，而裝修隊伍五花八門，如果出了質量事故，很難有人去負責。
南都：如何避免精裝房出現不環保的情況？
潘石屹：嚴格檢驗。地板供應廠家、家具供應廠家是不是環保的？開發商有沒有能力把不環保的、造成污染的排除在外？美國建筑標準有一個綠色建筑環保標準叫L E E D.SO H O中國從2007年開始承諾所有的建筑都要達到美國LEED標準。我覺得，達到一個統一的標準，這樣才是工業化的產品。至于大氣污染，開發商可以采用過濾系統，改變室內的空氣質量。
看廣州暫不考慮進駐
南都：我想知道廣州的商業地產會不會有炸彈？
潘石屹：我們曾去廣州考察過多次。2007年SO H O中國上市時，我們計劃要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開發。但考察后，覺得廣州商業地產遠遠不如北京和上海。
考察一個城市適不適合做商業地產，一般看它的第三產業發達不發達，這是直覺。另外，我們做商業地產還有四個指標：一是城市G D P的總量，衡量城市經濟體量是大還是小。二是城市人均G D P是高還是低，體量大、可人口的數量多的話，就可能是一個比較貧困的城市，人均G D P是反映城市富有不富有的指標。三是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城區面積上擁有的G D P是多大？這個指標對商業地產來說特別重要，它反映城市的繁華程度。如果城市很小，但每平方公里的G D P額度非常高，那它就繁華。無論商業還是辦公樓，都希望在這個城市的繁華地段做，從第三個指標就特別能看出城市能不能做商業地產。最后一個是商業地產最重要的指標，就是看城市第三產業(服務業)占G D P的比重是高還是低，只有在第三產業占G D P比重高的時候，才需要辦公樓。
南都：那你們有打算什么時候進入廣州嗎？
潘石屹：去年，我們又帶隊到廣州考察過。廣州第一個指標很好，G D P的總量和北京、上海都差不多的。第二、三個指標，人均G D P、單位面積上的G D P也差不多。第四個指標是第三產業(服務業)占G D P的比重，廣州在這個指標上差好多。我記得北京是75.4%，上海接近60%，廣州周圍工廠占的比重是比較大。第二產業對辦公的需求量不高，所以，廣州辦公樓的租金就老起不來。
南都：依你所言，廣深的商業地產會有炸彈嗎？
潘石屹：我覺得“炸彈”主要還是說住宅。因為商業地產不管怎么樣，也不可能形成一個炸彈。住宅目前的租金回報率已經非常低了，量很大，開發商建的速度也快。此外，住宅千家萬戶的，先付首付，然后貸款，一旦房價跌下去，甚至會像香港的1997年一樣形成負資產。
批小產權房是最大的房地產問題
南都：如果G D P再高的話，百姓更買不起房了。小產權房或許會因此更瘋狂。
潘石屹：政府根本不應該叫它“小產權房”，這是誤導。小產權房是那些做非法建筑的開發商，自己起的好聽的名字，其確切的名字是違法建筑或者非法建筑。可開發商這樣打廣告，社會、媒體、政府就認可了，也跟著叫“小產權房”。其實，在我們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里面，是沒有小產權這一說的。只有一個產權，合法的還是不合法的，并沒有大小之分。
南都：目前國土部表示要清理，你怎么看？
潘石屹：越早越好。如果說房地產有一個炸彈，那不在商業，也不在住宅，最怕的就是游離于法律和制度之外的事情。我們應該反思。為什么會有那么多違建出現？這對一個人的誠信問題有多大的危害？事實上，假發票現象和小產權房是一樣的，現在還很難管。
南都：沒有好的辦法？
潘石屹：十年前管跟現在就不一樣，五年前管跟現在就不一樣，一開始根本就不嚴格，所以才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
我覺得應該從這樣的角度思考：第一，是不是在這個法律之外有違法亂紀的人老去違法？第二，現行法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框框有點太窄了，太窄的話就要調整法律。多少年來，政府在土地法規和政策上沒有做任何的調整，所以任何一點小小的調整，都可能受到阻力。所以，我覺得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最大的問題，就是小產權房的問題。
南都：有沒有補救辦法？
潘石屹：很難。以北京為例，北京的小產權房超過30萬套，如果一個家庭平均三點幾個人，就有100萬人。這個城市里面如果有100萬人住在非法建筑里面，那拆了讓100萬人住哪？不太現實。
最好的辦法就是要調整土地法律，把法律適當地調整得寬一點。在法律面前，該罰款的罰款、該補交出讓金的補交出讓金。不然，社會再往前走，可能小產權房就在政府的公共用地、在未來的規劃道路上。今天不拆，住的時間越長越有問題，最后的結果可能就是出現自焚現象。3年前，成都的唐福珍自焚，就是這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