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業安
要是問在今天的國內大中城市一周內什么時候最堵車?以前經常聽到的回答是: 周一和周五。因為許多人周一進城上班;周五下班回家。但現在似乎已經不是這樣了。每周觀察下來,最堵的時候應該是周六和周日。這就奇怪了,休息時間不是應 該都在家好好歇著,怎么路上反而更堵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原因在于周六、周日在城里工作的人都紛紛逃離城市,到近郊的田園或者山林散心去了。回歸自然,親 近鄉土,大概是當下絕大多數城市人內心的一個奢望。盡管真要他們放棄城市的浮華,也做不到。鄉土對城市人來說,看似農家樂,看似風景,看似探險,但本質上 是在尋求某種確定性。
從根本上說,任何生活都存在不確定性。對農村人而言,看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非常有規律,遠離了城市的喧 囂與嘈雜。并且農村鄰里相處已久,相互熟知,每到飯點,手托飯碗串個門,聊會天,悠閑而溫馨。在農村,不是本家親戚,就是鄰里好友。雖然每遇利益沖突,也 會鉤心斗角,甚至大打出手,老死不相往來。不過在一般情況下,大家還都能見面寒暄,困難時互幫互助。
國人對鄉土生活的神往不是現在才 有,古已有之。最著名的例子當數東晉大詩人陶淵明,他的名句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被國人吟誦了一千六百余年。不過,不論是從前的士大夫還是今天的金領們,對鄉村生活的向往,其實只是一種精神寄托而已,而真正 熟知農村生活的人才能體會到鄉土社會的風險。農民看天吃飯,這是自古以來的鐵律。自然環境及氣候與農作物產量息息相關,而前者是不可控的。用經濟學的術語 來說,就是農產品始終面臨著某種隨機干擾。現在城里人總看不懂農產品價格波動,以為全都是人為操縱,其實這背后有個自然在作怪而已。
但也正因為農村生活的風險主要來自自然,對大家都是類似的,屬于系統性風險,所以大家也不覺得這種風險有什么了不起。順其自然罷了。對單個人來說,系統性 風險是無法化解的,因而也就無需去費腦筋應對。所以,鄉土生活看似有風險,人們卻不認為這些風險存在。要這么看的話,相比之下,城市就更應該沒有風險才 對。城市工業化生產都是在廠房內完成,無需靠天吃飯。并且城市建立了大量的公共設施和工業產品來應對自然變化,比如熱了有空調、冰箱;冷了有暖氣,如此等 等,通過產品的創新來化解自然帶來的風險。如果鄉土社會原本的風險可以在城市被化解,那么城市豈不是優于鄉土社會?那為何一到周末城市人蜂擁至鄉村?
這是因為城市化解了一部分自然的風險,卻催生出了其他的風險,這就是社會風險。何謂社會風險?就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陌生化所帶來的社會交往之不確定性。 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一個小孩在從一個村走到另一個村,會很容易被鄰村的人認出來,并被送回來。而假如同樣一個小孩從城市的一個小區走到另一個小區,甚至 從一個門洞走入另一個門洞,再甚至從同一層的自己的家走到另一家的門口,恐怕都沒人能認出這是誰家的孩子。可想而知,城市的孩子面臨的風險要大很多。這就 是為何城市里小孩出門無論干什么,都需要大人作貼身保鏢。并不是外面都是壞人,僅僅是因為外面都是陌生人,便使得小孩面臨的風險太大,為了化解這些風險, 大人不得不花費時間和精力來陪伴,或者雇人陪伴。這種成本就是城市社會風險的管理成本。
城市人群陌生程度越高,社會風險的管理成本也 就越高。由于這些額外的成本支出,使得城市人的負擔無形中加重了很多,這大概也是城里人經常感覺很累的原因之一吧。那么,城市為何就無法形成鄉村那種熟悉 的人際交往網絡呢?這是因為,城市化的過程其實就是工業化的過程。工業聚集在城市,吸引人口流入,從而產生人口聚集。但工業化追求效率,采取高度分工和專 業化的模式,使得每個人都成為工業生產流程中的一分子,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做著看似高效率、其實很無聊的工作。這種生產過程中的分工和專業化,必然會影 響到社會結構,促使社會網絡中也出現了高度分工和專業化的群體,而不是類似鄉土社會那種總體結構。于是在每個群體當中,每個城市人只能發現和滿足某一方面 的專業偏好,這非但不能化解風險,反而可能增加社會交往的成本。更何況,城市的迅速擴張,使得人們之間的地理距離和心理距離都在進步一步拉大,社會交往成 本也隨之上升。而隨著城市人的陌生化程度逐步上升,社會風險也在逐步抬升,從而城市人花在這類風險管理上的支出也就越來越大。
人本身比自然更難應對,難怪那么多人周末要逃離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