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平等觀念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產物。1755年,盧梭在其應第戎學院的征文啟事所發表的論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了自己的平等觀念。他認為,人類中有兩種不平等:一種是自然上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是由性別、年齡、健康、體力、心靈等引起的;另一種是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是由地位、財富、特權等導致的。顯然,第一種不平等作為自然差異是無法消除的,而第二種不平等作為經濟地位、社會身份和政治權利的差異則是有可能被消除的。
在啟蒙精神的基礎上形成起來的現代西方文化傳統中,平等觀念起著基礎和核心的作用。當代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中對正義的兩個原則的論述,經典性地闡明了平等觀念重要:“(1)每一個人對于一種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適當體制都擁有相同的不可剝奪的權利,而這種體制與適于所有人的同樣自由體制是相容的。(2)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它們所從屬的公職和職位應該在公平的機會平等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第二,它們應該有利于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在這兩個著名的原則中,“平等”這個詞先后出現了三次,而且差別原則明確表示,如果政府在經濟和社會方面不得不實行某些不平等的法規或政策,那么其中獲益最多的應該是處于最不利狀態下的那部分人。羅爾斯關于正義、平等的理論,為當代美國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前不久發生的“占領華爾街行動”,正體現出民眾對特權的痛恨和對羅爾斯意義上的平等的追求。
其次,平等觀念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追求的根本觀念。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批判地繼承了啟蒙運動的思想遺產,進一步把社會主義的根本使命理解為消滅私有制,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新型的平等關系。然而,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指出的,在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即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階段),“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權利”,因為在這個階段中,平等是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的,而正如盧梭在前面指出的,由于人們在自然上的或生理上的特征方面的差別,他們在經濟分配方面仍然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恩格斯在1875年3月致奧·倍倍爾的信中,也明確表示,用“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來代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是不妥當的,因為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還根本不可能“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仍然堅定不移地強調,應該把追求切實可行的平等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目標。
秉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中國共產黨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時,就把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新型的平等關系作為自己的根本奮斗目標。共和國建立后,在經濟社會生活中面臨著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即官員的福利問題,如醫療、住房、用車等等,結果找到的是科層制(省部級、廳局級、縣團級、鄉科級等)。但在現實生活中,不斷聽到單位、個人爭級別的故事,有些干部的名片上赫然寫著 “相當于局級巡視員”。某些人對級別豈止是追求,簡直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這種現象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的理論觀點,也不符合社會主義追求的價值目標,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
再次,平等觀念在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語境中也正是辛亥革命追求的目標。然而,盡管辛亥革命顛覆了帝制,但它并沒有真正觸動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級別觀念和特權意識。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的模式轉型,盡管體制上的改革也在不斷地深入,盡管主流意識形態不再談論階級和階級斗爭,但少數干部以權謀私、權力尋租的現象仍然比較嚴重,而整個社會也在漸漸地裂變成價值取向上存在著重大差異的不同階層和群體。一方面,特權意識陰魂不散,炫官以求得特權、炫富以感榮耀的現象,時有所聞;另一方面,網民們則把對特權意識的曝光理解為自己的重要使命,往往對這類現象窮追不舍,而貧富差異的加劇又導致了仇富心理的泛濫。
我們認為,平等觀念應該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的基礎性觀念。事實上,也只有在這一觀念的基礎上,其他價值觀念才能在自洽的狀態下得到健康的發展。
(俞吾金 作者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