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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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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人經歷、家庭情形乃至社會網絡，北京清潔工呂永閣的故事是可以作為億萬個底層勞動者從農村到城市社會遷移史的一個微型縮影。這樣的縮影，背負著時代的宿命。我們將呂永閣進城打工的經歷作為案例，并非呂永閣本身做了多么突出的貢獻，她只是數以億計的城市農民工中的一員，在她身上有閃動著這個時代里最默默無聞又是最不可或缺的，數量最大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們生活歷程的影子，他們在城市大廈最辛苦、最危險的基底，在酸楚與欣喜之間，每日勞作，我們愿以此文獻給中國城市化中不應被時代忘記的農民工。
五口人：四畝地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幕從中國農區的深處漸漸拉開，一個新時代的號角竟在古老的阡陌縱橫間率先吹響，背負著數千年華夏血淚興衰的黃土地和這里如黃土般厚實的中國農民，又將經歷一次命運的變化。
上世紀90年代，分田到戶帶來的制度紅利消耗殆盡，“三提五統”之下的農民稅負上升，農產品價格低迷，農民增收難成為整個90年代的政策困境。80年代原本有所縮小的城鄉收入差距在90年代進一步拉大。
在90年代的第一年，呂永閣結婚了。在河南南陽農村夫家的頭幾年，呂永閣和1991年出生的女兒崔佳都沒有地。農村各地土地調整，一般是根據本村土地豐瘠五到十年動一下。夫家的村子由于土地緊張，調整頻繁，往往不到三五年，村里調地的呼聲就會很高，每當這時常會出現村民沖突。直到孩子三四歲的時候，母女才分到地，家里五口人，平均每人一畝地。但2003年公公去世后，地又被調出去了。之后家里維持四畝地的樣子。像廣大傳統農區一樣，小麥玉米是地里的主打品種，1994、1995年的時候，村里跟風大面積種蘿卜、圓白菜，像呂永閣家這樣的微小農，在龐大的農產品市場里，難以獲得有效市場信息，憑著直覺和不知哪來的消息來種植，失敗的命運是十有八九。白菜、蘿卜這樣的粗菜最后根本賣不出去，全都喂牛了。再后來，不知哪里說養蠶可以賺錢，大家伙又都在地里種上桑樹。這回倒是掙到些錢，可過了幾年，染上了病毒，蠶死了大半。
這么折騰了幾年，靠四畝地在維持糊口很困難。呂永閣印象中，結婚頭幾年自己從來身上沒帶過錢。剛結婚那會兒，發現自己公公婆婆常吃的是混了紅薯粉的黑面饅頭，而自己吃的是白面饅頭。心里實在的呂永閣看不下去，“干嘛嗎，我年紀輕輕的，你們吃什么，我吃什么，我能吃下去”！
90年代中期，農村的稅費矛盾突出，家庭承包責任制帶來的農業發展勢頭開始陷入僵局，農民的收入停滯不前甚至出現負增長。呂永閣記得很清楚，她懷女兒那會兒，看到街上有賣蘋果的，就讓丈夫去買，可丈夫連兩毛一斤的蘋果都買不起。家里每年油鹽醬醋都是在村里小賣部賒帳，到秋天賣點棉花還帳。
到了1998年，孩子要上學了。靠種地實在沒法維持一家的花銷，就到南陽賣菜、賣水果。當時她一個人在南陽租了個小屋子，每天起早貪黑。收入比在家好一些，可還是很不穩定。因為沒掙到很多錢，甚至連從南陽回村里的幾塊錢公交錢都要省。以至于常常很長時間才回一次家，而女兒是第一次與母親分開這么久。有一次老公過來看她，吃過晚飯，說“剛才吃飯的時候沒有給你說，吃完飯我給你說，孩子寫了信”。女兒信里說好想媽媽。呂永閣一看信就哭了起來。
回憶起在南陽的日子，幾乎每天都在和城管玩貓捉老鼠的游戲。呂永閣還算靈巧，基本每次都逃脫，直到有一次三個城管把呂永閣堵住了，說“就你狡猾逮不住你，這次總算把你逮住了”。他們要呂永閣的秤，呂永閣一下把秤給撅了。城管一看這樣都走開了。生了一肚子氣的呂永閣回到老家繼續種地，當時她想，哪怕有個地方一個月固定給200塊錢，自己都會去做。
初來北京
在女兒崔佳上四年級的時候，夫妻倆決定一起到北京打工，那是2003年。剛來的時候，工作很不好找。呂永閣丈夫總呆在家里心理壓力很大，自己到私人辦的職介所去找工作，交了50元錢，過了很長時間也沒答復，最后被介紹去房山一個磚廠，北京的親戚說千萬別去，肯定是騙人的。
這段時間是我們最艱難的時候，老家的女兒和老人要花錢，城市生活的成本很高。在這樣的艱難中徘徊了幾個月后，丈夫在鄰居的幫助下開始在一個單位的食堂做飯，呂永閣當過一段時間保姆后，在北京姐姐的幫助下在清潔隊工作。
農民工群體是游離在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在很多打工者聚集的社區，我們都看到這樣的情形：親屬之間的相互接濟、照料成為打工者們最堅實的生活保障網。剛開始打工那段時間，丈夫每個月掙630元，呂永閣每月掙730元。在呂永閣夫婦生活最困難的時候，是在北京打拼幾年姐姐的雪中送炭，讓她們挺了過來。女兒從初中到高中所有的學費都是姐姐出一半，呂永閣出一半。
用居無定所來概括呂永閣夫婦的北京生活并不過分連他自己也記不清剛來的時候搬過幾回家了。最開始是住馬連道的地下室，但空氣很不好，小兒子出生后，不得不再找房子。
因為工作的清潔隊負責北京西站一帶，呂永閣一家幾年來就在馬連道一帶民房區里進退輾轉。很大程度上，呂永閣一家的搬遷史也折射出北京的城市變遷，呂永閣記得2003年剛搬到西站南路那邊的低矮石棉瓦屋頂民房時，附近還種著莊稼。之后，大規模的拆遷先是推進到馬路西邊，呂永閣夫妻就搬到馬路東邊。2006年呂永閣回老家三個多月，回來后發現之前還是大片工地的地方，已經被嶄新的高樓大廈所取代，全然辨不出以前的模樣。
不管是在豐臺、大興一帶的南城，還是在海淀、昌平一帶的北城，像呂永閣這樣的農民工群體家庭隨著北京的擴展而步步后撤。原來的城中村變成靚麗的住宅樓，然而變漲的房價和租金讓普通打工群體難以承受。他們不得不在拆遷線的邊緣尋找生存的空間。呂永閣們頻繁的搬家也從另一個有些苦澀的視角見證著北京的城市化進程。幾平方米的石棉瓦屋子、一張床，屋外加起的鍋灶就是她家的全部家當。而他們住過最難堪的房子是一個大通間用高粱桿泥墻隔開。那所謂的墻，只要用手一桶就能窺到對面。
在姐姐的幫助下，呂永閣最終在太平里小區一間頂層閣樓里找到安穩的棲息之所。然而，隊里工友的居住條件這幾年來仍沒有太大改善。工友中租的最貴的房子是700塊一個月，頭對頭能擱兩個小床，中間拉一個簾子。工友的母親住在一側，工友和孩子、老公住在另一側。其他大部分是住在城郊村的石棉瓦房或者地下室，有的還住在陰冷、閉塞的地下室二層。也有人住在郊外由廢舊汽車改成的鐵皮房子里，到冬天連爐火都生不了。呂永閣說，因為隊友們整日干的活很臟，在家里又沒法洗澡，一到夏天身上味兒就很大。
住房條件差是一個方面，住的遠又是另一個方面。隊里的很多工友都住在五環以外。有一個工友住在一個小區的17層頂樓，凌晨要上班的時候，電梯還沒有開，他要走下17層，再騎上一個小時自行車來上班。
住房問題對于來到城市的打工群體來說具有基礎性的意義，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才是真正融進城市的開始。來到北京近十年，仍然蝸居的呂永閣說“要是給我一間房，能長久地住下，就感覺家真是在北京了。”
近年來，北京市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推進廉租房、限價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但這些住房主要是面向本市戶籍人口，而整個房地產市場偏離市民實際購買能力的大背景直接拉動了租房市場的火爆，這些都加劇了像呂永閣這樣的底層打工群體住房難的困境。這也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痼疾。以珠三角為例，該地區農民工有50%的人居住方式是依附性居住：居住在企業提供的員工集體宿舍、或干脆在工作場所居住。剩下的超過40%的流動人口則居住在以城中村、城郊村為主體的租賃房中，大部分地段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都不到位。
都市生計
要在如北京生存，就要掌握各種生存訣竅，把握各種機會來降低生活成本。
“我總是在街上，老看海報，看超市搞特價，華聯這兩天搞特價了，雞腿五塊五，我下班買了將近十斤。超市本來一個人限制三斤，只能買一袋，后來我把這一袋結完帳拿出來，然后讓別人給我看著，我又進去拿，買了三次。我不吃，主要是孩子吃。他總說要吃紅燒肉，可我哪兒有錢整天買紅燒肉吃。只能哪一個超市搞特價就上哪一個超市買。”
盡可能壓縮一切開銷是生活的第一原則。丈夫在單位食堂做飯，“每月交60塊錢，包吃；其它的就是一百塊的煙錢了”。呂永閣和丈夫兩個人一月生活開支大約三百塊錢。在伙食上能省則省，而對于小兒子的要求卻一點也不怠慢，孩子一個人月花銷就有四五百。
“主要是在零食上，每天早飯是兩塊錢四個小包子加一杯豆漿一塊錢，有時候喝酸奶——酸奶是哪一個超市搞特價就買哪一個。晚上有時候就是煎雞蛋加饅?頭。”
呂永閣說自己今天只花了一塊錢在吃飯上。這是怎么花的呢？“早上，我喝了一袋豆奶粉五毛錢，吃了一個饅頭；鄰居給我的咸菜，所以我今天等于花了一塊錢。平時就是白菜煮面條。”白菜煮面條加饅頭，是呂永閣的家常便飯。面條是前一陣商場搞特價時買的一大包，一直存著。白菜很多時候是鄰居送的，她總會在湯里放上香菜和從老家帶的香油。
對于物價的上漲，呂永閣是有深切感受的，“孩子愛吃火腿腸，以前是9元錢一大包，現在要18元錢，整整漲了一倍”。對物價的高度敏感，迫使呂永閣把一天里每一份花銷都記得很清楚。
自1997年《國務院關于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國發〔1997〕29號）頒布后，我國開始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標準的設定與保障覆蓋范圍目前主要由地方政府決定，但在實際操作方面，城市低保覆蓋對象一直把農民工排除在外。這就使廣大像呂永閣這樣的農民工群體往往要通過自身努力面對經濟變化。
分裂的家庭
已在鄭州念到大二的女兒今年春天開始在北京延慶的德清源蛋雞場實習，已經能夠自己掙錢，分擔家里的壓力。“她實習了半年掙了1萬多，剛好夠下一年的學費。”
談起女兒，呂永閣話語里充滿了內疚。她還記得在南陽打工時，女兒給她寫的那封信上的話：“媽媽，你在家里的時候什么都是你操心，你走后，早上沒人叫我，我每天上學都是急急忙忙地往學校趕，每天都總是遲到。”
呂永閣總是勸孩子說，你不能把我劈成兩半，你看你上學得要錢，我也想在家里照顧你，可沒錢就上不了學。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呂永閣開始外出打工的時候，孩子剛上小學，從那一年起，小崔佳就開始了離開父母自己照顧自己的日子。每天都要“急急忙忙”走上五六里路上學，回家后還要承擔起照顧爺爺奶奶的責任。給爺爺奶奶做飯，教他們識字。長期的分離，讓崔佳與自己爺爺奶奶的感情要比母親更深，有時候呂永閣回家，女兒常把媽媽喊做奶奶。
孩子的爺爺奶奶，對小崔佳也談不上什么教育。“婆婆不識字，我公公他根本就不知道教育孩子，沒有這個概念。”母親對崔佳的教育基本上靠電話進行，在這樣的周末電話中，獻身說法的說教是老三篇：“我總電話里督促她好好學習，讀書改變命運。”
讀書，是呂永閣這樣底層打工家庭，改變自身命運幾乎唯一的途徑。可能是靠著母親這樣來自遠方諄諄教誨的激勵，女兒崔佳成績一直不錯。省級三好學生，市級三好學生是呂永閣總對外人提起的榮譽。
呂永閣知道孩子心里有怨。這么多年呂永閣甚至沒有主動提出讓孩子寒暑假來北京，拮據度日的生活讓她不敢提出。她知道要給久別的女兒買新衣服，可勉強度日的生活卻不允許這樣的奢侈。
有一次打電話的時候，孩子對她說“媽你以為我心里好受，每次你離開家，我都哭半個多小時”。呂永閣說孩子懂事，從不當著面哭。
高考成績出來了，考了510多分，讓老師很意外，老師說像崔佳這樣自己知道努力的孩子如果復習一年肯定第二年能考一個不錯的大學。但家里條件已經不允許孩子復讀了。呂永閣給女兒選了一所鄭州的專科學校，專業是分數最高的動物檢疫與防疫，“想讓她能學個手藝，在正規的防疫站工作”。 崔佳是村里好幾年來出的唯一一個大學生，在呂永閣的印象里，村里有人考上大學是十年前的事了。
大學里， 隨著近年大學助學貸款和獎學金制度的不斷完善，像崔佳這樣的貧寒子弟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國家的資助。大二時崔佳拿到了3500元的獎學金，占到了整體學費的七成。
據統計，像崔佳這樣的留守兒童，在中國有近6000萬。在呂永閣老家這樣典型的平原村，平時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小孩。這些小孩從小和父母分開，對他們成長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呂永閣舉了一個身邊的事：“我們村一個孩子學習特別好、拔尖的，都說這個孩子長大肯定是有出息，年年拿獎。后來，初中一年級，他父母到外邊打工，一年孩子成績就下降了。整天和班上的同學，翻學校院墻出去上網吧，父母都不管了。結果現在是倒數第一名。”
在村里，和崔佳年齡相仿的孩子大多初中念到一半就輟學了。有些是受外部環境影響不想念了；有些是因為家里有好幾個孩子，家里供不起，按呂永閣的估算，村里只有10%的孩子上到高中。
留守兒童問題是中國戶籍的另一個表現。不僅主要大中城市的戶籍制度沒有真正放開，跨省區戶籍改革更是困難重重。以廣東為例。大量外來流動人口聚集在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就業，但卻基本沒有穩定的長久居留預期，只能每年在廣東城市和內地農村之間進行往返式流動。這不僅帶來了每年春運期間珠三角巨大的交通壓力和移動成本，也給流動人口家庭和整個社會帶來了多維度的負面影響：大量農村流動人口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子女成長和教育無法有效監護、老人得不到照顧等痛苦。特別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從而無法監督子女學習，打工者子女在農村學校就讀，即使是在農村的寄宿制學校就讀，其心理、生理方面的發育往往會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不僅對于這些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而且也不利于社會長久穩定和發展。根據廣州日報報道，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披露了基于廣東三大監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調查的最新數據，農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歲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幼年時期被留守農村無人看管。
一直讀到大學的崔佳是幸運的。暑假來北京帶資實習，她一個月能掙到兩千多。這個現代養雞場干凈整潔，福利也不錯。因為崔佳踏實努力，很快安排在技術崗位上。女兒說只要她愿意就可以繼續留在廠子里。可是呂永閣還是希望女兒之后能回老家工作，“她小時時候，就沒照顧他，沒在她身邊；等我們老了，總要回到老家，希望她能在身邊。”
即使是在當今這個交通發達的時代，外出的打工者可能因為僅僅幾百公里的距離，與親人生死兩茫茫。呂永閣父親是2008年8月去世的。3月份的時候，家里說父親身體不好，她回家看過已經半身麻痹的父親。進入8月份，正趕上北京奧運會連軸加班，呂永閣想回家看看老父親的念頭一拖再拖。
到了父親去世前一天晚上，呂永閣夢到送花的，“是特別多的白花”。第二天傍晚從幼兒園接孩子，“不知什么原因，我滿頭出大汗，看看別人都沒事”。呂永閣心里很蹊蹺，有種不詳的預感。從幼兒園回來，她給家里打電話，家里說父親病情很嚴重。呂永閣眼淚一下子就涌了出來，對著電話哭了起來。她想聽父親說句話，可父親已經不能言語了。
同在北京的姐姐和小弟趕去火車站買票，但只能買到次日凌晨四點的。姐弟幾個感到時間已經不允許等到那時了，幾經周轉，他們終于擠上了回家的列車。
仍然太晚了，到家時父親已經過世。臨走前，甚至沒能和自己的女兒們說句話，這是呂永閣最大的遺憾。
回不去的家鄉
前半生一直在農村的呂永閣，在城市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已經被城市化了。呂永閣說她在城市住時間長了都不愿意回農村去。“在農村辦一個事特別難，上派出所辦新身份證結果讓他們給我弄丟了，還要我交20元錢，并還和我吵了起來。”剛回家待四五天的呂永閣感覺哪里都不習慣，“覺的哪兒都臟，家里養豬養狗，村里的路也很不好走”。
隨著國家村村通工程的推進，農村的道路狀況有了改進。可呂永閣的切身感受是因為層層轉包，偷工減料，那些新修的路不到一年，就成了坑坑洼洼的。不僅是公路，農村水利基礎設施也是年久失修，建于文革期間的水渠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呂永閣剛嫁到村里的時候還能澆灌村里所有的地，可是由于沒人看管、維修，現在已經不能用了，又加之村外無序挖沙，導致水位下降，現在不僅澆地只能靠拖拉機拉水，連一般的居民吃水都有困難。這里暴露的是農村基層治理的失序，而這樣的情形讓第一批走出農村的人，從心理上不愿回到農村，“我姐老說我，趕緊好好賺錢，到時我給你添點，在南陽買房子，千萬別回老家住”。
上了公立小學
到了上學年齡的小兒子崔運來，今年9月1日起正式成為公立陽房店五小的學生，呂永閣很高興，用她的話說“睡覺時想起來心里都高興”。然而，其間的過程是很熬人的。
隨著北京城市包容度的放開，以前只能在城市邊緣私立農民工子弟學校讀書的農民工子女逐漸開始可以和城市的同齡人一起在公立學校的教室里讀書。制度上放開的序幕已經揭開，但落實的程序卻依舊繁瑣。
暫住證、在家無人看管證明、租房合同、租房稅票、在京借讀證明。要走進公立學校大門，呂永閣要在開學前辦下五份文件。其中，在京借讀證明是最難辦的，如何辦、在哪辦，呂永閣一直不得要領。她多方打聽，一直找到外管辦。外管辦讓她拿住房合同和按房租開的稅票到小學所在地街道開證明。
在家無人監管證明，是要村里開；暫住證，要到派出所去開；本來是姐姐幫忙找的房子還要硬捏出個租房合同。辦這五個證花了呂永閣一個月的時間，光是一個街道辦事處就不知跑了多少次。期間，由于工作地和居住地不統一，最開始同意接受的小學又變了卦。呂永閣只得把流程再走一遍。
這樣繁瑣流程的背后是戶籍制度下資源壁壘。按呂永閣的說法，本地學生拿戶口本就行了。
終于，在臨近開學的時候，所有需要的手續都辦好了。這也是呂永閣理想的學校，離單位近，接送方便。因為孩子在入學面試時表現很好，小運來進了實驗班，用的是質量更高的實驗教材。
開學兩個月了，雖然運來還是很貪玩，但期中考試的成績還是很讓呂永閣滿意。對于今后的打算，呂永閣都想好了，要一直“在城市里生活，培養我孩子”，“我們單位不要我，我退休了，也得打工。主要是能待在城市，對孩子的教育好一些”。呂永閣說很喜歡北京的素質教育，“這里的孩子都叫叔叔好、阿姨好，見到老師向老師問好。晚上睡覺前，說媽媽晚安。”呂永閣還給孩子報了繪畫班，她說，“以后的政策會越來越好。那天我姐看報紙說以后在北京上學也可以在這兒參加高考。”不過她又緊接著說，誰知道這個政策下來要多少年呢？
1460公里：從清晨到黃昏
采訪時，呂永閣說，這么大城市各方面都離不了道路整潔，路要是不干凈，人家外國人一看多不好。“那天，他爸爸帶著小侄子從老家回來，到西站說這就是北京？北京這么臟。小孩回到老家一說這個話是什么味？”
從軍博地鐵口到木樨地，大約兩公里的距離，是呂永閣每天都要往返兩次的工作路徑。她的工作就是負責大路兩側、小岔路、大小花壇的衛生。掃街、撿紙、撕小廣告、清理積水、掃樹葉、鏟雪，日復一日的工作，隨著季節又有規律地變化。
每天凌晨三點半，這支守衛著首都環境衛生的隊伍從城市的各個角落向設在立交橋下的清潔隊部集結。在這里，整齊地碼放著數十輛電動三輪清潔車，這就是呂永閣他們的“戰車”了。在隊長根據前一天觀察的情況分配各個路段的兵力部署后，清潔隊隊友們兩個人一組，騎上清潔車，消失在冷峭的夜色中。
凌晨的北京，白天一切喧嚷都沉浸在靜謐中，深沉的夜籠罩著市民的睡夢。而橘色溫暖的路燈，將清潔工的身影投在蟄伏的馬路上。每天往返4公里，幾乎沒有假日的365天，一年1460公里，從清晨到黃昏。
工作量很不固定，而且往往越是天氣惡劣，工作量越是會加大。一場夏日的暴雨，一場秋風后“滿城黃金甲”的落葉，對于在辦公室工作的人只不過是增加出行的不便，或平添了城市的氛圍，對呂永閣和她的工友則意味著又一次加班。
呂永閣清楚地記得，兩年前那場北京40年一遇的大雪，足足讓她和她的隊員在路上加了一個月的班。“從早上三點半開始干，一下干到晚上六點，每天十多個小時在路上，渴了就是喝雪水。”隊里很多人因為長時期暴露在嚴寒中，患上了大面積的凍傷。而即使是在平時，路段上在建的工地不斷外運的垃圾渣土都足以讓呂永閣和她的工友忙上好一陣。
整日在馬路上忙碌，呂永閣要做的往往不只是保持衛生那么簡單。遇到老人過馬路、看到賣水果的推車上坡，熱心的她總要跑過去幫忙。在軍博地鐵一帶工作，作為從西站進京旅客必經之地，給人指路就成了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與呂永閣在馬路邊訪談的兩個小時里，就被十幾個問路人打斷，平均每七八分鐘一個。
工作上的勞頓總還是可以忍受的，真正讓呂永閣心痛的是清潔工社會地位
希望社保能轉續
的低下。有一次，呂永閣在一家大超市門口撿紙片，一個穿著時尚的年輕媽媽領著孩子過來，對孩子說“你要是不好好學習，以后也是這樣掃大街”。一句話讓呂永閣心里似針錐般難受。有時候，呂永閣他們在路上撿個瓶子不小心灑在路人衣上，都會引來暴罵，還有的工友因此被打。像這樣的窩囊氣對呂永閣就是家常便飯。她不明白，同樣是給首都做貢獻，為什么自己連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
在辛苦的工作中，也有讓呂永閣難忘的欣喜。奧運會的時候，全隊24小時輪流加班，保障五棵松體育館周邊衛生，那時的要求是地面連一個煙頭都不許有。正是酷暑季節，一個路過的老外看他們辛苦就買了一大袋子冰棍跑過來送給他們，這件事情讓呂永閣激動了好久。
作為臨時工，單位給呂永閣交了三險。社保已經交了四年，對于到了50歲就要從清潔隊退休的呂永閣，之后這社保怎么交、回老家能不能轉，她心里一點底都沒有。
職工社會保障是城鄉戶籍制度差距體現最明顯的地方之一。“我們隊里有個臨時工，上個月30號到了50歲，隊里就不讓干了，而社保怎么辦，隊里一直沒給個明確的說法。”這個事情在清潔隊里鬧得沸沸揚揚，由于在第一線干活的都是從外地來的臨時工，這件事情直接影響到大家的工作情緒。總結呂永閣的說法，大家的不滿有兩個方面：
一，為什么臨時工50歲一定就要強制退休。那個年滿50的工友一直想繼續做下去，因為這么大年紀在找其他工作已經是不可能。而且，這樣的年齡限制僅限于外地戶口的臨時工，本地的正式工沒有。
二，清潔隊對于退職之后臨時工的社保怎么轉續一直沒有個明確的說法。而清潔隊有些不近人情的回復更讓大家不滿：“你們的社保自己用不了可以掛在那，給你兒子、孫子用嘛！”
其實，類似這樣的臨時工和正式工的差別，在平時也體現得很明顯。可以說從福利保障、工資待遇到休假時間，臨時工和正式工之間都有較大區別。“平時真正干活的都是臨時工，正式工多是在辦公室里。但一到節日發東西，正式工是大包小包，我們就沒什么！”
因為待遇不高，又很辛苦，很少有北京本地人愿意來清潔隊。隊里的大部分工友都是來自河北、河南、山東農村，年紀多在40以上。他們文化程度一般較低，在城市只能做這樣的低端工作。而常年在外，對一般的農耕技能已經生疏，回家務農也面臨很大困難。
退休金，對于這些上了年紀的打工者是為數不多的保障。“就是希望發了退休金，老了給孩子減輕一點負擔，我們回家種一點糧食、種一點菜吃吃，少花錢，不用孩子養，我們都是這樣打算的。”
在欣喜和困惑、期待與失落中，呂永閣和工友們，這些城市里最早醒來的人，重復著日夜的勞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7年對勞務輸出縣301個村的調查，改革以來累計遷移落戶的外出就業農民工，只相當于目前外出就業農民工的1.7％。若照此計算，全國1.4億進城農民工中只有200萬左右通過買房、結婚等方式獲得城鎮戶口。基于2000年和2005年的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的計算，在這兩個年份期間，城市人口比重從36.6%提高到44.7%。而與此同時，被算為城市的人口中仍持農業戶口者的比重卻從40.3%提高到了46.8%。也就是說，城市人口的增量中，71.8%是農業戶口。因此，我國城市化率近年的迅速攀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流動人口被統計為城市人口導致的，可以稱之為“半城市化”或“偽城市化”。因為戶籍、財產等制度或經濟因素的限制，廣大的農民工群體還無法全面地獲得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務。三十余年的中國經濟的快速騰飛得益于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在將自己的黃金時光奉獻給城市后，不得不在年老后回到農?村。
訪談的最后，我們問呂永閣是否知道最近北京評選出“寬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呂永閣搖搖頭，很多工友家里連電視都沒有。也許，當這被評出的精神，真正能融進從政策制度到人們心態的每一處城市細節的時候，呂永閣們才真正成為他們每天為之付出的城市的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