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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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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大陸人口城市化（又稱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稱之為“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
“十二五”期間，我國的城市化不僅僅關注推進速度，還將從給力民眾幸福指數等方面提高運行質量，讓經濟增長的利益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那么今后如何推進城市化？如何看待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兩難”景象？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城市化？這成為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口中的“關鍵詞”。
關鍵詞一：經濟發展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慶云委員認為：“中國城市化率超過50%，是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城市化率超50％是工業化的巨大成果，意味著第一產業的比重逐步降低，二三產業的比重越來越高，代表了生產方式的轉變。
“過去10年，是中國城市化推進速度最快的時期。200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是36.2%，城鎮人口4.6億人。10年間，我國城市化率提高了十幾個百分點，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城市化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這主要和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直接相關。”民革四川省副主委張慶成委員表示。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強指出：“從數據上看，城市人均消費支出是農村的3倍。一般來說，城鎮人口每增長1%，全國人民總需求增長1.2%，帶動整個GDP0.4個百分點，可見，推進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國家發展的要求、現代化的要求。總理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城市化，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什么叫中國特色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面積大，地區間也很不平衡，所以中國的城市化絕不是一條道路，包括大城市、城市群、城市帶、中小城市、城鎮，是整個體系的思考。”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推進城市化需要判斷，一是城市化對發展方式轉變究竟作用何在，大家在這個問題上還缺少一些基本的共識，應把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全局結合起來；二是推進城市化要從實際出發，有一個科學合理的規劃，避免兩種傾向，“城市化大躍進”和“先搞工業化后搞城市化”；三是要做到統籌安排，比如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安排。城市化水平提高，是擴大內需的一個大戰略，是轉變經濟結構的一個大戰略，是實現公平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大戰略。
全國政協委員李國祥：城市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直接消費可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可帶動10萬元的建設投資。
關鍵詞二：土地改革
城市化正越來越多地觸及農村土地問題。代表委員的呼吁：“要加快城市化發展必須解決土地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鄭新立說：“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剩下的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到城市里去，這是一個全世界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他們原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應當成為他們財產性收入的來源，作為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個重大措施。”對此，不少代表委員提議，要改革城鄉二元土地制度，完善農村集體土地權益，實現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城市建設用地的同地、同價、同權。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依法進行適度規模的征地拆遷是大勢所趨。代表委員指出，土地是農民的生活來源和生產資料，在城市化過程中要讓農民分享到土地城市化的收益。在這一過程中，如何推進征地制度改革、更好地維護農民利益不容回避。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政協副主席李冬玉建議，加快推進征地制度改革，一要制定征收、征用土地目錄，二要強化用途管制，完善補償安置標準，規范征地程序。
目前，我國一方面城市用地需求旺盛，另一方面，農村建設用地的潛力巨大。有委員測算，我國鄉鎮和村莊的建設用地約合2.6億畝，通過整理復墾，具有50%的潛力。
通過城鄉土地要素的置換，可盤活用地空間，激發新的活力。全國政協委員、山東財經大學教授郭松海表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和土地綜合整治，對于一攬子解決工業化城市化“缺地”、新農村建設“缺錢”、耕地保護“缺動力”、城鄉統籌“缺抓手”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他提議，要因地制宜制訂規劃，嚴格按規劃安排增減掛鉤規模、布局和時序；要綜合考慮到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村民的住房條件、農民認知度和資金負擔能力等因素，充分尊重農民意愿。
關鍵詞三：房價
在大城市，人們最苦惱的問題當屬“高房價”沖擊。北京、深圳等位于城區中心的商品房售價均達到數萬元每平方米，遠遠超過了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
繼一線城市之后，二、三線城市的房價正在迅速崛起。一些房地產人士之所以看漲中國樓市并動輒與香港、東京等地相比，一個重要理由便是：我們的城市化率離這些發達國家、地區的城市差距甚遠，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潛力巨大。
全國政協委員、商務部原部長助理黃海說：“一些地方把城市化簡單理解為賣地、蓋樓，推進城市化的沖動來自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而高地價又推高了房價，導致城市商務成本上升，削弱了城市競爭力，這是對城市化潛力的一種透支。”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農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的巨大收益，對于城市建設資金缺乏穩定渠道的城市政府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但這種土地城市化的負面效果也很明顯，“土地財政”帶來的城市面積的快速擴張，導致土地城市化明顯快于人口城市化。這是對“城市化”概念的誤讀。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委員認為，樓市宏觀調控政策還應該加把勁，加把火。現在房價只是沒有漲，穩定在一個水平線上，但穩住房價不是最終目標，最終目標是讓老百姓買得起房。宏觀調控政策不能松，現在不少購房人持幣觀望，等待調控效果。一些地方的微調政策，實際上就是“松調控”，一旦持續，極有可能導致大范圍政策放松，影響房價下降預期。房價的爆發性增長是從2008年開始的，那么，也應該通過宏觀調控使房價回歸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
關鍵詞四：城市病
“低頭是鋪磚，平視見噴泉，仰臉看雕塑，臺階加旗桿，中軸對稱式，終點是政府”。這句順口溜是老百姓對城市廣場千篇一律樣式的幽默描述。
針對一些地方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雷同化”弊端，黃海委員表示，推進城市化要因地制宜，保留城市的傳統和特色，同時不能因大興土木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不便，增加百姓生活成本。比如，在新建商業地產時，應配建一定比例的便民商業設施，不能什么高檔上什么，對城市中心地區的菜市場等帶有公益性質的商業基礎設施應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東營市蜜蜂研究所所長宋心仿也認為，在大力推進大中城市建設的同時，要穩步推動小城鎮建設。推進小城鎮建設，不但要有產業依托，還要高度重視耕地保護和環境綜合治理，提升和優化小城鎮建設的綜合效益。
“春節從重慶回貴州，被人為堵了四個小時，有什么新辦法能改改。”“樓越蓋越高，車越開越慢，依我看城市交通信號燈要好好調一下。”兩會期間，貴州省、河南省的全國人大代表紛紛收到網友的論壇留言。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總工會常務副主席桑金科回應網民說，城市化率突破50%，更需要科學的規劃，建設一批讓老百姓既有發展空間、又生活舒適的城市，治堵和防堵是提升城市幸福感必不可少的環節。
全國人大代表、廣汽集團總經理曾慶洪認為，城市化加速帶來的交通擁堵難題，與現階段全國汽車保有量和迅速遞進的增量有著密切關聯。“十二五”期間中國汽車產業面臨“堵城”等挑戰，如何做好“控制產量、優化存量，實現戰略性的結構調整”這篇大文章，是破解城市化難題的一把鑰匙。
“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人口是城市化的紅利，也是壓力。”全國政協常委周漢民分析，2011年，中國城市化進入“50%”的歷史新階段，全球總人口也跨過了70億的大關，更趨人性化的城市化，需要城鎮內部、城際之間更詳盡的中長期規劃，交通規劃是必備的基礎，這也是“十二五”期間提出頂層設計理念的一個關鍵所在。他說，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上海、北京等特大型城市均以達到或臨界2000萬常住人口，承載負荷已瀕臨上限，治理“堵城”必需考慮更合理地引導和布局人口流動。
戴仲川說，目前各地城市發展缺乏規劃，有些規劃的科學性、穩定性、前瞻性不是很好。另外，各地城市建設存在“千城一面”的問題，很多文物古跡在城市建設過程中消失也讓人痛心。
“要做好規劃，不能建好的房子又拆掉。”民建莆田市副主委許金和代表認為，城市化發展的地方一定要整合，不然農村不像農村，城市不像城市，包括貧富關系、兩極分化等問題都要認真考慮。
“不是修幾棟高樓就叫城市化，不是把農民叫進城來就叫城市化。”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黔西南州州委書記陳鳴明回應說，過去幾年興起的“造城風”，在一些地方已出現了“空城”現象，城市化和工業化、農業產業化緊密聯系，資源配置不恰當，就容易形成“空城”。 “大城留不住，小城不愿去。”這是近年來各地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時在“留城”與“返鄉”問題上的一大糾結，同時也顯現在“北上廣”等大城市及省會城市以外，衛星城、中小型城鎮的吸引力仍不足。
陳鳴明代表說，緩解和避免“空城”現象，不能單單從戶籍上考慮，當地首先必須要有產業的支撐，提供充分的就業崗位。其次，要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包括住房、就醫、求學等。只有這樣才能讓新城人口“留得下、穩得住”，實現“有體面、有尊嚴”的城市化。
曾從事跨國城市化經典案例比較研究的周漢民委員分析，根據國際標準，安居樂業，需要提供“七通一平”的硬件設施，包括水、電、煤氣、排污、道路、通信等基本需求，更要有就業、醫療、教育等“軟指標”，在此基礎上，滿足人的精神需求更為重要，注重新城人口的文化需求，滿足流動人口的文化權利，也是“空城不空”的解決之道。
關鍵詞五：農民工市民化
近年來城市化發展過于重視城市空間拓展，而忽視人口城市化的提高；部分城鎮人口雖然實現了空間集聚和生產方式轉變，但沒有實現生活方式轉變；農民工仍然大規模往返于城鄉之間，沒有成為真正的“市民”。
全國人大代表、駐馬店市市長劉國慶說，新時期我們需要的是新型城市化，要更加注重城鄉統籌、城鄉一體，逐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從根本上破解“三農”難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表示，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城市化率達到70%，城市化發展才會穩定下來。我國距離70%還有20個百分點，意味著如果繼續保持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的速度，將用20年時間才達到70%。
但一些地方急于改變城市化滯后格局，通過圈地建城、戶籍調整等方式加速城市化，使得經濟增速與城市化增速脫節，造成城市化階段性“過熱”。部分地方不顧實際情況，超前發展，造成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表示：“目前，我國城市化最大的阻礙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公共服務體制的不完善，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沒有實現城鄉覆蓋，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在體制建立上存在理念弊端；二是要素場流動的問題，核心是土地問題，土地的要素市場化程度低，作為財產權，政府賦予土地的功能不夠。”城市化帶來巨大內需潛能，但如何讓農民融入城市是巨大考驗。”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委員張曉山建議，要根據資源、環境和人口承載能力，優化全國生產力布局，形成合理的城鎮體系和與國土規模、資源分布、發展潛力相適應的人口布局；各類城市要夯實經濟基礎，創造機會，完善基礎設施，改善人居環境，加強管理服務，提升城市化質量和水平。
全國政協常委、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李衛華在提案中提出，要堅持走資源節約型的城市化發展道路，提高土地利用水平。加快城市化不能一蹴而就，要因地制宜，合理引導城鎮發展的規模、速度和節奏，同時對于一些經濟發展還未達到一定水平、尚不具備城市化條件的地區來說，應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最終形成以新農村建設加速城市化進程、以城市化發展帶動新農村建設、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良性互動的局面。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榮民集團董事長史貴祿認為，應通過立法保障，最大限度保護農民工的權益；建立維權咨詢和農民工綜合服務機構，加強對農民工的普法教育，積極支持引導農民工與用工單位依法建立規范的勞動關系，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城市化過程是綜合性的。” 福建省原省長助理鄭松巖說，從村民變成市民，在中國現行體制下，要面對城鄉差距、待遇不一致等問題。要加強城市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引導農民工轉型，通過產業發展，讓他們真正靠勞動致富融入城市。
全國人大代表、集美大學校長、誠毅學院院長蘇文金說，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方面要對農村有政策上的傾斜，保持一支可持續的農民隊伍，讓農民更富裕。另一方面要保證轉移的人口得到技能培訓，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保證他們能夠享受包括教育、醫療、文化休閑等在內的市民待遇。
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代表認為，城市化要更加突出中小城鎮建設，這樣既可以解決城鄉一體化問題，也可使更多農民離土不離鄉，還可以解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等現實問題。要讓大縣城變為小城市，讓農民就近進城就業，減少農民進大城市的成本。同時，在城市化推進過程中，應該解決好農民土地征用問題，讓農民享受到城市化帶來的利益和成果。
全國人大代表、陽城縣皇城村黨總支書記張家勝認為，對城市化后的農民，政府要給予財政上的大力支持，給予一定的安置費用。另外，針對農民整體搬遷后的閑置土地，建議進行城市化土地置換，給予一定補助。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李慶云認為，真正的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可以為進城農民及其子女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農民可以像真正的“城市人”一樣生活。否則就是半城市化或偽城市化。
浙江省農業廳副廳長馮明光委員對記者說：“城市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應設置時間表。浙江人均收入已經達到9000美元，城市化率超過60％，這是與經濟發展相稱的。戶籍本身也并非城市化的唯一障礙，浙江省很多‘超級農民’早已在城市穩穩扎下根，他們往往并不注重城市戶口，甚至不少工作在城市的大學生要求恢復農村戶口。”
廣東人大代表胡小燕說：“現在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都愿意扎根在城市，政府部門應當用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來看待他們，本地市民對他們也應尊重，只有這樣才能更快地讓他們融入這個城市。”她舉例說，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正在試點將達到一定條件的外來務工人員納入保障房體系，這是從公共服務的機制上保障農民工在公正待遇下“融城”的一種好嘗試。
“隨著農民工二代的年齡增長，以前他們對公平的教育資源尤為期待，現在則遭遇‘婚戀饑渴’。”朱雪芹代表認為，農民工的“融城”經過了一個發展過程，從最初的就業需求、生存需求，正在向醫療保障、子女就學、戀愛婚姻等復雜的社會問題“轉移”。在從農民向工人轉變的過程中，總要面臨這樣那樣的困難，除了戶口問題，還有社會保障的問題，精神關懷的問題，要用發展的思路去看待，制定富有前瞻性的政策。
關鍵詞六：新農村建設
“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項非常英明適時的決策，是著眼長遠、著眼基礎的高瞻遠矚之舉。”全國政協委員、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在接受采訪時呼吁房地產開發商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張慶成代表建議：“實現農民工就業要發揮好產業帶動作用。四五十歲的老一代農民可以離土不離鄉，就地就近轉移就業。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要加強教育培訓，讓其掌握一技之長，在就業中能獲得好的報酬，在城市扎根。”
“單純追求城市化，貪大求洋，可能會使鄉村建設失掉特色，因此，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絕不能放松對農村的建設和發展，畢竟我國仍有幾億人口生活在鄉村，而且那些原生態的、保留傳統風貌的鄉土民情是寶貴的文化遺產。”馮明光代表說。
康厚明代表認為，除了進城務工者，農村的留守兒童和婦女、空巢老人等，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有權利過上幸福生活。“我個人認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工作，應重點放在社會保障待遇的同步上。”
全國人大代表，人力資源專家嚴誠忠教授說，在大城市各類資源飽和的情況下，農村人口“就地城市化”的可行性研究應納入政府部門的考量范圍，不僅要有人性化的措施，更要考慮維護人的尊嚴。
山西省潞城市上鎮常莊村委會主任韓長安代表說，城市化既有農民進入城市的“直接城市化”，也有改善農村生活、提高農民文化素養的“間接城市化”。現在農村消費日益社會化、市場化和商品化，城鄉環境發展差異越來越大。在城市，社區發達、交通方便，環境問題有專門的機構負責管理，但在不少農村地區，“臟、亂、差”問題比較突出，已經成為制約城鄉區域統籌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些委員也建議，中小城鎮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不能忽視傳統文化傳承和田園特色保持。同時，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愿，讓城市化和文化多樣性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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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工業園區的高質量城市化之路
蘇州工業園區是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的合作項目，開創了中外經濟技術互利合作的新形式。1994年2月11日，國務院下達了《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有關問題的批復》。2月26日，在李鵬總理和吳作棟總理的見證下，李嵐清副總理和李光耀資政分別代表中新兩國政府在北京簽署了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同年5月12日，蘇州工業園區破土啟動，外經貿部批準蘇州市開發公司與新加坡開發財團組建合資公司，從事工業園區內的土地開發經營，合資期限30年。從2001年1月1日起，中、新雙方在合資公司的股份從原來的35%和65%調整為65%和35%，中方成為大股東并承擔管理權。
蘇州工業園區吸收了國內外開發區的成功經驗，又有自身的顯著特點：第一，它是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簽署協議興辦的國際合作項目；第二，園區的行政管理由中方全權負責，成片開發由中新合資的開發公司負責，對外招商引資由中新共同負責；第三，國務院同意在蘇州工業園區自主地、有選擇地借鑒新加坡經濟發展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經驗。
1999年9月14日，中新兩國政府聯合協調理事會召開了第四次會議，確定了園區今后三年的發展目標：集中建設首期8平方公里，全面建成首期8平方公里的工業區，以及相配套的住宅區。同時按照園區發展的總體規劃要求，以滾動的方式向前發展，根據市場要求，繼續開發2平方公里的工業用地。對于未來的發展，雙方一致認為：蘇州工業園區是中新經濟技術合作的重中之重，雙方合作框架不變，開發主體合資性質不變，長期發展目標不變，雙方合作支持園區發展的承諾不變。
蘇州工業園區行政區劃28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區80平方公里，下轄婁葑、唯亭、勝浦等三個鎮，戶籍人口32.7萬（常住人口72.3萬）。發展目標是：建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工業園區和現代化、國際化、信息化的創新型、生態型新城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