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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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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文章稱，時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造成田地荒蕪、農村社會“空心化”現象令人擔憂，農村養老更成了農民的一塊“心病”。作者感嘆說，當今中國這種自發式的傳統養老模式以及目前的養老現狀，不僅是家庭之痛，也是社會之痛。
讀完此文后，筆者心里一下子變得沉甸甸的。是啊，我們老了怎么辦？明天誰來養老？誰來為中國人養老？我們該怎么養老？當老齡化的態勢伴著未富先老的焦慮洶洶而來時，我們不是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聲聲感嘆嗎？
這樣的感嘆不是無病呻吟，更非“為賦新詞強說愁”。因為沿襲多年的“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的理念決定了我國社會家庭式養老的模式。而當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家庭結構的變化，獨生子女無力、無暇照顧老人的矛盾越發凸顯時，特別是新的家庭結構——“四二一”模式(四個老人，兩個夫妻，一個孩子)的形成，兩個年輕人要負擔起4個老人的養老重任時，養老問題成為家庭之痛就不難理解了。
對此，盡管我國政府早就著手老年人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然而，有限資金和龐大人口反差仍將使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面臨挑戰。我國人均GDP與發達國家尚有較大差距的現實，以及養老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很多老人過去在養老、醫療保險上沒有賬戶積累；而且，政府運作的養老保障體系都是主體，各類商業保險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補充，因為它們不可能也不情愿為民眾養老提供基本的“兜底兒”。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增加政府投入和加強制度建構就成為化解養老問題的抽薪之策。
首先，近年來，盡管中央財政加大了對養老保險的補助，但并沒有根本性惠及9億農民。有報道稱，雖然根據《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農保資金的籌集要堅持以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但多年來在實行過程中，基本是由農民自己繳費自己養老，集體和國家的責任基本沒有體現，這直接導致了農保的繳費水平很低。因此，正如北大教授喬曉春所稱：“從法理上講，養老是需要國家投入支持的，不能完全交由市場及家庭。公民履行了計劃生育的義務，就應享受與義務相對應的權利，因此國家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加大對養老投入。”
其次，在制度建構上，國家一方面應建立詳備的養老保障制度，同時革除不合理的機制。比如，很多老年人在辦理異地醫保手續時，報銷手續繁瑣、時間不確定，讓許多老人望而卻步。實行醫療保險聯網管理，甚至可以直接報銷，相關部門應納入議事日程。另一方面國家可以推行多元化養老方式，比如已經在英國、加拿大、美國等國家的社區中普遍運用的居家養老方式，就深得民心。
“老有所養”是千百年前古人的夢想，也是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五有”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老年人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老年人社會保障水平，將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夯實基礎，也將保障中國老人過上更好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