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人口持續向城鎮集聚的過程,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城鎮化也隨之取得很大進步——3億多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城鎮化率從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0年的46.59%。國家統計局在1月中旬發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末,中國有城鎮人口69079萬人,城鎮人口首超農村,這是中國歷史上城鎮人口第一次超過鄉村人口。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加快發展時期,促進發展、擴大內需最大的潛力是城鎮化。城鎮人口的不斷增加,其居住、生活、就學、就業都會創造巨大的經濟需求,為擴大消費和投資提供強大、持久的動力。城鎮化更有利于實現產業結構轉型,推動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業,商貿、餐飲、旅游等消費型服務業和金融、保險、物流等生產型服務業的發展。
然而,城鎮化還是一把雙刃劍。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雖然城市面積只占全世界土地總面積的2%,卻消耗著全球75%的資源,并產生了更大比率的廢棄物。城鎮化極可能是無可比擬的未來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災難之兇兆。由于城鎮化進程加速,而部分城市管理能力滯后,曾在西方國家出現的“大城市病”也開始在我國顯現苗頭,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水資源緊缺、房價飆升等,越來越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不和諧因素。
脫離土地 進城難
整個城鎮化過程中最突出的變革和矛盾其實集中在人,在于這些從“農民”轉為“市民”的人們。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集體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農民作為農民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數量迅速擴大。目前,中國失地農民的總量已經達到5000萬人,并且仍以每年約300萬人的速度遞增,預估到2030年時將增至1.1億人。
失地農民經歷著一個就業和再就業的轉變。這些失地農戶中有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能閑在家里;有一部分雖已就業,但工作極不穩定,通常是剛就業就下崗,失業現象比較嚴重。大部分農民脫離土地后,沒有參加相關職業技能培訓或招聘會,由于缺乏職業技能,他們通常從事苦活、累活,工作環境較差、工作時間長、待遇較低,而且勞動保障不完善也為其帶去不少后顧之憂。
中國社科院相關研究人員指出,失地農民轉變為城中村居民之后,政府沒有很好地承擔起為城中村民就業轉型、社會保障以及長期發展的服務和管理職責,造成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農民上訪中有60%與土地有關,其中30%又跟征地有關。同時,征地擴大化加劇了城中村問題的產生。城中村宅基地雖然仍屬于農村集體土地性質,但由于相對區位條件的變化,土地的實際價值大大提高,處于生計斷層狀態的城中村民必然會積極求取土地收益并盡力擴大受益規模,因而導致嚴重的違章亂建現象,最終使城中村淪落為環境惡劣、安全隱患突出、人口管理混亂的地區。
中央政府已經關注這些問題并積極給予解決。2011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今年經濟工作五大任務,其中一個任務有一項要求特別具有時代特色:有序引導符合條件的農民工進城落戶,要重視農民工在城鎮的工作生活問題,包括子女的入學、住房和醫療等。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指出,要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維護農民權益、嚴格保護耕地的基礎上,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同時,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實現“三化”并舉。
沒有戶籍 做“城里人”難
“半城鎮化現象是中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主要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鄒德慈指出,中國的城鎮化發展迅速,成效顯著,但城鎮化質量卻令人擔憂。
生活在城鎮卻沒有城鎮戶口及享有城鎮居民待遇,更是城鎮化進程中農民身份轉化遇到的尷尬。2010年中國城鎮化率是46.59%,而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約33%。這意味著有13.6%,即1.28億城鎮農民沒有城鎮戶口。這部分人就是半城鎮化人口。他們已經離開鄉村到城市就業與生活,但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許多方面并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隨著城鎮化的推進,社會公平問題也日益凸顯。現有大中城市規模不斷擴大,農村人口大量涌向一二線城市,使這些城市的人口遠遠超過容納限度,醫療、教育、交通、住房等公共產品和服務不及時跟上,將加劇就醫難、上學難等系列問題,由此大幅拉高生活成本,降低幸福指數。促進兩億多農民工真正融入城鎮,仍將是未來中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任務。
不少城市管理學專家、人口學專家均指出,大城市城鄉接合部地區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反映出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不完全”、非正規的特征,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城鎮化的難點,必須打破“不完全城鎮化”束縛,實現流動人口有條件、有秩序、低成本向城市轉移。
“十二五”規劃建議已提出,要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大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根據實際放寬外來人口落戶條件。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華東師范大學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寧越敏等專家指出,這表明國家正在穩妥有序地改革戶籍管理制度。他們建議,應穩妥有序地改革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分期分批有條件地解決長期在城鎮務工就業的流動人口進城定居落戶問題,特別是允許攜家眷長期在城鎮務工就業的外來人口辦理城鎮落戶手續。同時,積極推進流動人口待遇市民化,使其在就業、教育、住房和社會保障等方面,享有和具有本地戶籍的市民平等的待遇。
2010年以來,我國多個城市宣布啟動統籌城鄉戶籍改革計劃。重慶市的戶籍制度改革尤為引人關注,2010年8月1日,重慶正式啟動了戶籍制度改革。截至2011年12月2日,農轉城人數已達300萬,平均每天有6300多人轉戶。截至目前,重慶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37.7%,實現了2011年前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37%的戶改第一階段目標。戶籍制度改革一年多以來,重慶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上升了8.5個百分點。重慶市計劃在2020年前推動1000萬農民進城轉為城鎮居民。西安市也提出了“人口倍增計劃”,預計到2020年,主城區人口將達到1000萬。
環境破壞 可持續發展難
一些地方打著“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旗號,盲目拉大城市框架、不斷擴大城市面積,這完全違背了經濟發展基本規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對有限的寶貴資源的極大浪費。
資源問題是城鎮化過程中的另一個重要“瓶頸”。在農村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規劃,加之管理人員的環境保護意識相對淡薄,濫砍樹木、亂占耕地、隨意改造河塘等現象不時發生,破壞了生物的固有棲息地,致使城鎮周圍的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進而制約了城鎮經濟、社會以及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而在農村城鎮化建設初期,許多地方對小城鎮的功能、性質和定位的把握不夠準確,只追求面積擴大,盲目向外擴張,有的甚至放棄已經形成的原有集鎮,重新征地建設新城鎮。這樣就使得城鎮建設用地的集約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
城鎮化使農村人口向城鎮聚集,同時也會加重城鎮水、電、燃氣等資源消耗的負擔,增加生活垃圾、廢氣、污水等廢棄物的排放。農村城鎮化的發展,自然伴隨著人口增長。但如果城鎮的人口增長過快,一旦其產生的各種廢棄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鎮環境的承載能力和自凈能力,就會帶來城鎮環境污染。
因此,專家建議,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城鎮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發展規模,把推行“節水型”城鎮,作為一種戰略性的措施。另外,對于日益嚴峻的城市交通問題,唯一的選擇是大力發展多種交通方式的城市公共交通;從長遠看還要調整城市的能源結構,采用“綠色”的、可再生的新型能源等。
城鎮化絕非單純的城市空間擴張,其實質是通過相關制度改革和建設,使農民轉化為市民,真正融入城市。只有加快促進“空間城鎮化”到“人口城鎮化”的轉變,只有農民變市民,不僅僅是物質條件還有心理歸屬感的轉變,才能真正實現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