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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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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試②之深圳無農
小平語錄：
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只是經濟特區問題，更大的問題是農村改革，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開始的時候 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是就全國范圍講的，開始搞并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 看，比強制好得多。
———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
2012年2月10日，一場大部制機構調整后的掛牌儀式在深圳市民中心舉行。一個新機構誕生，而農林漁業局則退出歷史舞臺。深圳由此成為首個沒有農業局的城市。2012年，深圳市統計局公布2011年農業G DP占比為0.這些結果，則源自20年前作出的明確抉擇。
如果沒有那場抉擇，寶安區沙井街道的蠔民陳耀明如今或許不會開著小車，住進了洋房?；蛟S他還會和他的父輩一樣，挑著黑泥，拉著粗繩，在肥沃的蠔 田日出而作，每天以看著那一堆堆白色的蠔日益肥美為樂。如果沒有那場抉擇，街道、社區這些充滿城市感的詞匯，或許不會出現在深圳的版圖，這個年輕的城市， 將如同中國其他城市一樣，有著縣城、鎮、村。
這場抉擇，來得有點突然卻又讓人感覺自然。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鼓勵繼續改革，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向老人請求撤縣建區，并獲得首肯。當 年，深圳掀起了城市化的第一場“風暴”。次年，寶安縣、龍崗縣被寶安區、龍崗區代替，并為11年后的第二步城市化打下基礎。在李灝看來，工業化和城市化相 互關聯，深圳選擇工業化路徑時，拋棄農業的城市化已成為必然選擇。
如果你20年前來到沙井鎮，一定會被當時熱火朝天的景象所吸引：一面是熱熱鬧鬧的工廠，年輕的打工妹、打工仔，從全國各地蜂擁而至；一面是長長的海岸線邊，蠔民們戴著帽子，在田里勞作，白色的蠔仔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此時，寶安沙井水產公司經理陳照庚卻為一件事發愁：工廠來了，水質變了，蠔的生長環境惡化，產量下降，肥美鮮甜的蠔也變得不能吃了。收不到蠔，水產公司就無米下鍋，嚴重影響生產。難道聞名天下的沙井蠔就要這樣消失？
從小就與蠔相隨相伴，沙井人對蠔有著無法割舍的感情，蠔民決定為蠔仔尋一個新家，陳照庚便是其中最早出走的一撥人。他和幾個同鄉沿著海岸線一路 尋找，東走汕頭，西下湛江，幾乎跑遍了廣東、廣西沿海的每一個海灘，最終將目標聚焦在臺山一個名叫中門海的地方。那里的溫度、水質條件與水質變化前的沙井 相似。從此，異地養殖沙井蠔的序幕拉開。
20多年過去了，沙井蠔順利異地養殖，每年在沙井舉辦的金蠔節，已成為深圳特色產業?；赝@20多年的路，陳照庚慶幸當時及早走了這樣一條異地養殖的曲線救蠔路。但陳照庚明白，如果沒有工廠出現，沙井人應該還會和幾千年來一樣，祖祖輩輩當蠔民。
城市化“定心丸”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回憶，對當時的特區而言，撤銷寶安縣建立區并不容易。得到小平的首肯，令工作進程快了很多，深圳撤縣設區，在當年就順利實施。
如同陳照庚這批蠔民一樣，1992年6月18日，深圳農民的命運因一紙紅頭文件徹底改變。
當天，深圳出臺了《關于深圳經濟特區農村城市化的暫行規定》，提出將特區內的土地國有化，農民不再擁有土地，撤銷村委會、建立居委會，村民變股 民。這場突如其來的城市化“暴風雨”，迅速將關內農村變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農民變成了城鎮居民。同一年，深圳還決定撤銷寶安縣建制，設立深圳市寶安、龍崗 兩個市轄區，并于1993年1月1日正式掛牌。
假如沒有這紙紅頭文件，深圳會是怎樣的面貌？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回憶，由于外資大量涌入，工廠每天都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圍繞著工業出現的，自 然是農村的變化。比如，農民也不愿種地了，都選擇把地出租，用來建廠。這樣一來，一方面無法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農民失去了勞動的積極性，憑借土地就能賺 錢，對農村的長期發展不是好事；另一方面，城市缺乏規劃和統一管理，無法進一步建設和發展。
而在這次城市化中，鄧小平1992年南巡為深圳城市化進程提速吃了顆定心丸。據李灝在訪談錄中回憶，在小平同志要離開深圳的前一天，他盤算了一 下，還有幾個問題要匯報。于是，在第二天去蛇口的路上，李灝向鄧小平匯報了自己的幾個打算：第一，進一步放開一線、管好二線，也就是要構建一個類似香港的 自由港區；第二，搞產業結構調整，發展金融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把第三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抓；第三，撤銷寶安縣，建立三個區，逐步推進特區內外的農 村城市化。這三個打算當場便得到小平的首肯。李灝認為，現在看來，迄今為止，這幾個設想都還在逐步實踐中。
李灝說，對當時的特區而言，撤銷寶安縣建立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深圳一個特區能決定的。它需要得到廣東省和中央層面的支持。而廣東省方 面，可能會有來自中央方面的顧慮。此次得到小平同志的首肯，令工作進程快了很多，深圳撤縣設區，在當年就順利實施了。此后，寶安、龍崗兩區的城市化雖然到 21世紀才實現，但當時撤縣建區是從政治上給予了保障。兩個關外區政府的成立，為此后城市化打下了基礎。
綜合開發研究院旅游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宋丁在闡述小平九二南方談話與深圳城市化的意義時認為，南巡的最大意義，在于鼓勵深圳大膽去闖、 去干，并肯定了深圳這種大規模吸引外資、以香港為依托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從而推動了深圳的工業化。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蔓延，大量與之相伴的城市模式，比如 出租屋經濟、服務業等等出現，形成了深圳城市化的原始基礎。
二次城市化深圳城市化一直被兩重陰影所阻：一重是關內的城中村，一重是關外的違建。前者代表城市擴張受挫的痕跡；后者則代表集體土地所有者獲得討價籌碼的努力。
如果說，深圳第一次城市化是主動順應當時關內已經工業化、城市化的現實，那么第二次的城市化則顯得有些姍姍來遲。2003年10月30日，深圳 發布《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寶安龍崗兩區城市化進程的意見》，提出在行政管理、經濟管理、發展規劃、土地資源、市政建設、城市管理、戶籍與 計劃生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10項重點事務。這10項事務在寶安、龍崗試點后，在全市全面推開。
按照時任市委書記黃麗滿的說法，深圳顯然已經意識到這場城市化運動來得太遲。在文件發布次日，以黃麗滿掛帥的城市化領導小組派遣的工作組迅速進 入兩區，直接到位，足見官方的迫切心情。當時最直接的效果是：集中半年左右轉回了240多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可建設用地90多平方公里），在關內全部開發 用地僅700多平方公里時，這一開發空間的釋放有助于深圳解決土地問題、獲得廣闊的市場空間。
知名網友、深圳政協委員金心異曾對南都記者表示，假如深圳早在1995年，哪怕是1999年，就啟動關外的城市化進程和關內關外的一體化進程， 把已成熟的鎮改為街道，村改為居委會，成熟一個改造一個，就不會出現2004年一下子把關外所有原住民農村戶籍改為城市戶籍的“硬著陸”政策；假如深圳早 在那個時候就開始按同樣的標準要求對關外和關內進行一體化的規劃，對關外投入資源進行大規模的交通和市政基礎建設，并借機對土地進行盤點整理，就有可能很 大程度上避免“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粗獷工業化模式，避免2002年以后關外毫無規劃和秩序可言的房地產隨意開發。
而從小在南嶺村長大、全國人大代表張育彪則認為，2003年、2004年展開的城市化進程太過倉促，而且在進一步推進中，無論是在城中村的基礎設施，還是在原村民的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上，政府都沒有承擔相應的責任。
雖然黃麗滿在當時明確表示，在第一次城市化改革中，大量搶建帶來的城中村，成為改革的后遺癥和“遺毒”，在第二次城市化進程中要盡量避免走老 路。但是農民與政府之間在土地上的博弈依然存在。星羅棋布的上千個城中村，似乎一直在訴說著這個城市的歷史，提醒著人們，這個城市曾有的過往。
暨南大學博士王曙光就深圳城市化做過專門的研究，在他的論文《深圳城市進程中人口問題的思考》中寫道，深圳的城市化進程一直以來被兩重陰影所阻 隔：一重是來自關內的城中村，一重是關外的違建。前者代表的是城市擴張受挫的痕跡，是原住民在城市擴張中頑強地固守著自己的利益。而違建、搶建則代表土地 制度躍進過程中的狂熱，這是集體土地所有者使自己獲得討價籌碼的努力。當原住民構成的獲利階層與新移民群體形成巨大隔閡，更使得他們退守所習慣的農業文明 和廣東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雙重精神堡壘———城中村。
事實上，在第二次城市化改革中，后續出臺的土地管理辦法、養老保險管理等等，從政策上而言，是在為關外從農民轉為居民的群體在身份、待遇上給予 更多保障，因此被解讀為，這場城市化運動，更多的是在實現關內外“一體化”。陰影下的深圳城市化，僅在外觀上，似乎很難合為一體。而內在的，消除關內關外 的差距，就是更為艱巨的任務。
最直觀的感受，是關內外的城市景觀、道路、綠化等，在基礎設施配套等等真正意義上的硬件上，有著顯著的差別。“到了關內是進城，到關外是下鄉”，這句調侃意味的話，其實成為城市里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識。
在寶安一家科技企業從事研發的翁順，每次被人問及工作地點，總是有點不好意思地答復：“我工作的地方遠著呢，在鄉下?！痹谒劾铮看蔚疥P內， 就像進一次城，回到公司，就感覺回到了鄉下?！巴耆珱]有城市的感覺，綠化、道路、交通什么的，都不如關內規整?！边@是翁順對關內外差別最大的感受。 2012年，他打算換一份工作，別的都沒要求，只要地點在關內：“那樣我才感覺我在一個現代化的城市里生活，才感覺有點樂趣?！?
“無農民”之爭行政命令決定的城市化，要比自然的城市化快，也留下種種后遺癥。從本地農民心理的種種不適應，到城市精神內核的確立，深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經歷2次城市化的深圳，農民全部轉為城鎮人口。按理說，深圳農民其實早就“集體消失”。然而就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深圳以“已經沒有農民” 為由，拒絕參加自1988年之后重新啟動的廣東省農運會，引起全城關于“深圳有無農民”的大討論。深圳市政府才尷尬地發現，社會各界對“深圳無農民”這個 現狀是多么地糾結。
事情源于2011年10月20日-28日舉辦的廣東省第二屆農運會。在農運會召開前的新聞發布會上，組委會向全省各地市發出“英雄帖”，廣邀各 城市農民參加，比賽項目也以農業勞動為主，如挑土、犁地等。曾組團參加1988年首屆省農運會，并斬獲獎項的深圳宣布棄權，理由是“深圳沒有農民”。這一 說法，引起了軒然大波。主管單位深圳市農林漁業局也被民間指控“歧視農民工”、“無視農民的存在”，成為眾矢之的。到最后，迫于輿論壓力，加上廣東省農業 廳的多次協調，深圳派出農業企業的代表進行觀摩，但不參加比賽。
有分析認為，這場爭論的核心，在于社會，包括原住民自身對現有身份缺乏認同感，甚至帶著一種“集體失落”的情緒。有人認為，從戶籍制度上說，深 圳確實已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深圳戶籍農民”。但在大多數原住民心里，自己是“農民”的角色定位并沒有隨著戶口簿上那一欄的兩個字發生改變。在他們心里， 祖祖輩輩是農民，自己當然也是農民，這毋庸置疑，也完全不需要改變。
沙井蠔民陳耀明一直覺得，自己就是一個養蠔的農民，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代蠔民了。他從十幾歲開始，就看著自己的父兄靠挑泥養蠔為生，祖祖輩輩都 如此。自己后來雖然也做過別的職業，但最后他還是回到祖輩傳下來的這個行業中，“養蠔，從事傳統的農漁業，這是一種感情，我也沒覺得，有什么需要改變自己 的身份?！钡愐髅靼祝B蠔的這個營生可能從他這一代要斷了，下一代都覺得辛苦，不愿意像祖輩一樣養蠔，“他們沒見過蠔船，不像我們小時候是看著這個長 大的。即便是要繼承養蠔的事業，肯定也是請別人養，不可能自己親自去養的?！?
“集體失落”的情緒，不僅體現在對自己“不是農民”后的抗拒，更表現在生活方式的不適應，以及此后子女教育、社會身份的難以融入。在此前南都記 者的調查中發現，不少缺乏專業技能的原住民，無法克服心理上對進工廠做工的抗拒，寧做聯防隊員或進居委會當閑差。加上有土地租金、分紅等收入來源，農民自 然而然成為坐收租金、憑借土地發家致富的食利階層，年輕一代甚至成為“不耕作、不學習、不經商、不做工”的“四無”青年，成為原住民中“失落的一代”。更 多的農民參與生產，形成真正的市民觀念，或許只能在未來的城市化目標中得以實現。
“0”的意義沒了農村、農民，農業逐漸萎縮。2012年深圳市統計局發布數據再次創造紀錄：農業因占G D P比重不足0.05，統計上將第一產業的比重首次公布為0.
沒有了農村、農民，農業也隨之逐漸萎縮，甚至在經濟中減化為一個“圓點”。深圳在2012年新年伊始再次宣告沒有農業———深圳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再次創造了一個紀錄：農業因為在G D P中比重不足0.05，統計上將第一產業的比重首次公布為0.
事實上，深圳農林漁業創造的增加值為5 .7億元，相比已經增至1 .1萬億元的全市G D P，農林漁業等第一產業的確萎縮得厲害。隨之而來的，是第一產業的主管部門———深圳市農林漁業局正式撤銷，深圳也由此成為第一個沒有農業局的城市。
根據農林漁業局曾經公布的數據，這種萎縮現象早在10多年前就開始了。1999年，深圳農業增加值在G D P比重中僅為1.2%.到2005年，每年以0.1個百分點的速度逐年遞減。到2010年，農林漁業等第一產業增加值在G D P比重中占僅為0.1%.
農林漁業局分析認為，持續減少的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由于工業的大規模發展和城市迅速擴張，大量農業用地被占用，農業土地資源呈逐年減少的趨 勢，嚴重制約了以土地為基礎的傳統農業的發展空間。二是環境污染嚴重，大量未經處理或不達標的城市和工業廢水排入水域，農業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三是農業從 業人員的文化素質相對比較低，城市經濟發展并沒有相應帶動深圳農業從業人員文化素質的提高。在農業實際生產中，勞動者多為外來工，業務水平低，總體素質難 以適應都市農業集約化、專業化、市場化的要求。
相比農民身份的消失，社會對農業的消失顯然接受度更高。“什么賺錢做什么，開工廠賺錢就做工廠，如果哪天養豬賺錢，我也回家養豬去”，華強北的 手機店鋪老板小丁無所謂地對記者說。他所代表的手機行業，早在2010年就創造了2000億元的產值。相比之下，農業的效益在深圳確實不再值得一提了。
綜合開發研究院旅游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宋丁認為，深圳沒有農業，其實是一個城市的經濟走向高端化，城市輻射力提高、經濟中心價值提升的 表現，“在深圳這樣單位面積效益如此之高的城市，一定要留出土地來保留第一產業，對深圳來說沒有意義?！钡舱J為，永遠會有與農業相關聯的產業出現，但 那已經是另外一種形式了。
■南都視點
留一塊地給子孫安放靈魂
沒有特殊政策的深圳，留下了一些特殊的“遺產”。譬如，無農。無農業，無農村，無農民，也無農業局。在全國所有的大中城市中，深圳是唯一“無農 城市”?！盁o農”突顯的，是城市無節制地擴張。高樓鱗次櫛比，馬路寬闊平坦，GDP節節攀升，都市披紅掛綠，燕舞鶯歌，說不盡的太平景象，富貴風流。
然則，這并非深圳人要的全部。
于都市人言，光鮮后面，伴隨城市化一起的，人口膨脹，鋼筋混凝壓逼，快節奏生活緊迫，心里惶惶，恐懼油生。逃離，成為主觀的集體意識。背離故土 的新移民，有誰不曾在田園牧歌式的夢里游蕩，看麥浪，聞稻香，聽取蛙聲一片？“無農”現實中，注定是一場心無所依靈魂無處安放的悲涼。
對洗腳上田的原住民來說，生活方式和鄉土人情，并沒有因為戶口簿上身份的變更而轉變。舊的村莊已不在了，與新移民的芥蒂以及都市生活的格格不 入，身無專業技能，年輕一代群體性墮落，使他們陷入集體失落情緒中，難以自拔。坐地收租，雖無生活之憂，未來茫茫卻有擔心之虞。
2012年初，深圳市統計局公布，第一產業農業的比例為0.
城市化愈演愈烈，掘土機仍在肆虐橫行，不放過任何一塊可以開發的田園和村莊。
故鄉是回不去了。我們祈望，留一塊田園，給子孫安放靈魂吧。
南都記者普德法點評
大事記
1992年
深圳出臺了《關于深圳經濟特區農村城市化的暫行規定》，關內的首次城市化在政府的推動下強力實施。
福田區原上步村率先開展試點，成立特區首家由農村集體經濟轉變的股份合作公司。1年內，特區內68個行政村、173個自然村均轉為城市居委會。
1993年
寶安撤縣，建寶安、龍崗兩區，仍保留鎮級行政單位。
2002年
特區內最后一個以管理農業區域為主要功能的鎮級建制———沙頭角鎮撤鎮設街道辦，關內農村城市化宣告結束，特區內4 .6萬名農民陸續變成城市居民。
2003年
《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寶安龍崗兩區城市化進程的意見》發布，選擇寶安區的龍華鎮和龍崗區的龍崗鎮作為試點。
2004年
沙井民主村、福永塘尾村同時掛牌成立居委會，標志著寶安、龍崗兩區城市化改制全部完成。深圳成為全國第一個沒有農村行政建制和農村管理體制的城市，也成為全國第一座沒有農村的城市。
2011年
廣東省第二屆農運會舉行。深圳宣布“深圳無農民，不參加農運會”?！吧钲诘降子袩o農民”引來廣泛討論。
2012年
深圳市科工貿信委正式分拆，原有的農林漁業局被撤銷，并入經濟貿易信息化委員會。深圳成為首個沒有農業局的城市。
深圳市統計局發布2011年統計數據顯示，深圳農林漁等第一產業增加值在G D P中的比重為0，深圳成為全國首個基本沒有農業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