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著眼于我國中長期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需求,盡快扭轉投資消費失衡,形成消費主導的新格局,既是短期政策的著力點,又是中長期的戰略選擇；既是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也是改革面臨的重大挑戰。正是基于這一判斷，我們把2012年度的《中國改革研究報告》的主題定為《消費主導—中國轉型大戰略》。
一、為什么要把消費主導作為大戰略
1. 結構調整的重點是解決投資-消費關系的失衡。我國過渡性體制帶來的結構性問題還相當突出，集中反映在投資消費結構的失衡上。2001-2010年，投資率從36.5%持續提高到48.6%；而消費率則從61.4%持續下降到47.4%。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將進一步惡化包括產業、城鄉、區域、收入分配等在內的一系列經濟結構。
2. 走向消費主導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抓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涉及多方面的內容，其核心是轉變投資出口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盡快走向消費主導，使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以保持中長期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協調性。從我國的實踐看，只有消費主導有實質性進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題
3. 走向消費主導決定我國中長期的增長前景。未來10年，盡管國際市場有可能繼續動蕩與萎縮，我國自身并不缺乏新的增長點，經濟仍將處于增長的上升通道。但關鍵在于有效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從短期看，投資是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的，但從中長期看，投資必須有效地轉化為消費，才能形成真正的增長動力。如果消費潛力能夠有效釋放，最終消費率達到60%以上，投資率回歸到40%以下的正常水平，未來10～20年保持8%左右的經濟增長，是有可能的。
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使保增長成為短期的政策重點之一。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是，如何把短期投資有機地融入到消費主導的轉型進程中，在短期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為中長期消費的潛力釋放奠定基礎、創造條件。
4. 走向共同富裕的關鍵在于實現消費公平。消費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所有的不公平，包括收入差距擴大等，綜合地體現為消費的不公平，即一部分人沒有能力享受發展成果。共同富裕，重要的標志之一是縮小消費水平差距，實現消費公平。
二、如何判斷走向消費主導的歷史機遇
我國地理空間大，人口基數大，制度改進的空間大。任何一項結構性調整和增量式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都足以產生巨大的消費規模，為走向消費主導提供最為重要的歷史機遇。
1. 城市化快速發展。10-15個點的城市化發展空間。城市是重要的消費載體。過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進，從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個百分點。按這個趨勢下去，城市化率在未來5－10年至少還有10－15個百分點的空間。麥肯錫公司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城市消費量在2008年到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創造一個相當于2007年德國市場總規模的新市場”。
2. 服務業的發展空間。15-20個點的服務業發展空間。至今為止，我國服務業的比重只有43%左右，遠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來10年，政策調整與體制改革到位的話，服務業有可能提高15-20個百分點左右，由此帶來巨大的消費市場。例如，在文化消費方面，2010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1.1萬億）只占GDP的2.75%。如果未來5年提高到5%，將新增4萬億左右的消費規模；在教育方面，要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4%的目標，還需要10萬億左右的資金投入；在醫療方面，要實現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均等化的目標，8500億投入還遠不夠，實際可能需要上萬億元。
3.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助于明顯改善居民的消費預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將提高0.2個百分點。根據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由此將明顯改善居民消費預期，提高消費率。
4. 社會消費正處于釋放的歷史拐點。我國進入發展型新階段，發展型消費需求不斷增長是一個中長期的客觀趨勢。隨著社會需求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城鄉居民消費需求不斷升級，消費市場潛力巨大，正處于釋放的歷史拐點。過去幾年，我國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快速增長，“十一五”年均增長18.1%，遠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從發展趨勢看，未來5～10年社會消費仍將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從15.7萬億元上升到30萬億元，以年均3萬億的規模增長。未來5～10年，我國消費需求將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
三、如何確立走向消費主導的目標
從投資出口主導轉向消費主導，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調整與體制安排。這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從現實情況看，未來5～10年實現消費主導，可以分兩步走：
1. 2015年初步實現消費主導。未來5年，最終消費率從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費率從33.8%提高到45%以上，消費貢獻率穩定在40%以上，消費初步成為經濟增長穩定的內生動力。
2. 2020年基本實現消費主導。未來10年，最終消費率進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以上；消費貢獻率穩定在50%以上，消費基本成為中長期經濟增長穩定的內生動力。
3. 未來5年最為關鍵，需要取得實質性突破。從現實情況看，“十二五”時期在我國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是消費主導實現歷史性突破的關鍵五年。需要盡快形成統一認識，在政策調整與體制創新上取得突破。只要在“十二五”期間有效地躍過消費主導的歷史拐點，經濟社會發展就將跨入一個新的平臺。
四、消費主導對經濟轉型提出哪些現實需求
1. 推進消費主導的城市化。重點是打破現行行政體制束縛和行政區劃壁壘，摒除行政主導下的資源配置方式，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使城市化按照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推進，形成新時期經濟主導的城市化新格局。在具體發展路徑上，走以大城市帶動中小城市發展的路子，并且充分發揮城市作為服務業載體的作用，促進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2. 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2011年，我國仍有2.5億的農民工并未完全實現市民化，突出表現在戶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二元化上。客觀地說，當前，全面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條件已經成熟；精心謀劃，財政也有能力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關鍵在于下定決心，實現政策和體制的突破，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
3. 以公益性為目標調整國有資本配置。進入發展型新階段后，進入到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國有資本仍然主要配置在市場競爭領域，既對民營經濟產生擠出效應，又加大了投資過熱；更重要的是，很難體現出國有資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會公平。在公共產品短缺時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為目標重新調整國有資本配置結構。一是把一部分國有資本從經濟領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會領域，使民營經濟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二是逐步提高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比例，爭取在未來5年提高10-15個百分點，使國有資本、尤其是資源性國有資本及其收益成為社會福利建設的重要支撐。
4. 走向消費主導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體，也是服務業發展的主體。就業的增長有助于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服務業的發展有助于增加社會服務供給。從這個角度看，中小企業是走向消費主導的主力軍，需要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要在金融、財政、開放等政策上予以更大支持，更要強化其發展的體制保障。
五、消費主導對社會轉型提出哪些現實需求
1. 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十一五”以來，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但福利水平仍然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問題還比較突出，還遠不是某些歐洲國家暴露出來的“高福利陷阱”的問題。避免“低福利陷阱”，是走向消費型社會必由之路。“十二五”如果能夠在惠及13億人的公共服務體制建設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費率有望提高10～15個百分點，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內生動力。
2. 以民富優先為目標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已經成為走向消費主導的關鍵所在，也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無論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還是破題共同富裕，都要求盡快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這些年來由于多種原因，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沒有突破。當前已經到了下決心出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的時候。建議把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作為“十二五”改革的重點，年內盡快出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
3. 加快消費型社會的社會管理創新。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是社會建設與社會進步的重點。與生產型社會的社會管理不同，新階段社會管理創新要適應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趨勢，把反映各方需求，協調重大利益關系作為重大任務。在此基礎上，創新社會管理的體制、方法，為走向消費型社會奠定重要基礎。
六、走向消費主導的關鍵是不是政府轉型
走向消費主導關鍵是政府發展理念要從經濟總量導向向國民收入導向轉變，加快由增長主義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以繞開“增長主義陷阱”。
1. 實現增長方式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當前關鍵是要防止在市場危機時期采取的政府干預政策常態化，甚至把政府主導固化為“中國模式”；需要著力強化政府的中長期經濟戰略職能、宏觀調控職能和市場監管職能，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實現政府經濟管理方式由管短期向管中長期、由管微觀向管宏觀、由管審批向管監管的轉變，從制度上保障市場資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2. 中央地方關系從經濟總量導向轉向公共服務導向。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在做大經濟總量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客觀上引導了地方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經濟增長上，不僅容易引發投資膨脹，而且很難適應發展型新階段社會需求的變化趨勢。走向消費主導，重要的是從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需求出發，盡快以公共服務為導向規范中央地方關系。
3. 強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從增長主義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當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趨勢。走向消費主導，對強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提出新的要求。突出地表現在盡快扭轉政府不同程度的自身利益傾向，強化其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保障經濟性、社會性和制度性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走向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實質是以公平與可持續為目標的二次轉型與改革，并且需要在“消費主導、民富優先、綠色增長、市場導向、政府轉型”等方面實現重大突破。
【遲福林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