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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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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很多專家都在談“中等收入陷阱”。我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原有提高收入的因素不可持續，導致發展沒有新動力、經濟失去活力、貧富鴻溝加深，最終出現經濟社會停滯的一種狀態。
《人民論壇》雜志就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曾做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三個阻礙因素為腐敗、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改革和分配難題。我認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誘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做大蛋糕”的原有動力難以為繼。我國傳統的方式是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代價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我們是強大的制造，低端的設計，虛弱的品牌，巨大的排放，微薄的利潤。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是美國的1/12，日本的1/11，創新對經濟的貢獻是40%，而發達國家是70%。所以，有人講創新不足是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分好蛋糕”的理想與現實落差很大。“十二五”規劃最精彩的地方是提高兩個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理想很好，現實落差很大。2011年我國財政收入突破10萬億，同比增長24.8%，高出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13.4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16.4個百分點。我們現在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但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日本的1/10。人均GDP超過4千美金也不能反映真實水平，背后是嚴重的貧富差距。
跨越陷阱最重要的是做好制度創新和環境營造
一要改良創新“土壤”，營造有利于人才成長的環境。十六大報告中有一句話非常精彩，要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現在看起來和現實相當遠，我們現在做得很不夠，沒有這樣的環境。打造“喬布斯式”的創新領軍型人物迫切需要營造良好的環境。
二要做好有利于人才發揮作用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和技術的問題上，制度重于技術。當前，中國不缺創新的要素，無論是技術、人才、資金都是不缺，但是我們缺少的是把要素集成起來的制度創新。
三要培育創業創新文化，使創新成為一種習慣。美國硅谷的創業文化最基本的精神是寬容失敗鼓勵冒險，而我們的文化是以成敗論英雄。這與創新所需要的科技文化、創業文化存在較大差異，很難形成讓創新人才成長的土壤。
四要將創新的國家意志轉化為企業行為。我對大量的科技企業進行調研后，總結出科技企業之所以缺乏創新有四個原因：動力不足，不想創新；風險太大，不敢創新；能力有限，不會創新；融資太難，不能創新。怎樣把國家意志變為企業行為，政府應該解決這四個問題。
五要在“人口紅利”消失后，依靠改革和創新形成的“制度紅利”推動經濟轉型。從低收入國向中等收入國家的邁進，我們靠的是“人口紅利”，有人說改革開放30年，第一個十年靠“人口紅利”，第二個十年靠國有企業“改革紅利”，第三個十年靠開放，靠加入WTO十年的“開放紅利”。總的來說，主要的因素還是“人口紅利”。下一步，向高收入邁進，我們要靠“制度紅利”。
要破除改革的“碎片化”、“應急化”、“部門化”
前段時間出現的溫州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民間金融高利貸化、民間資本熱錢化的問題。大量民間資本，錢多，人急，大家想賺快錢，結果導致兩個“癌癥”：高利貸和高房價。但是溫州問題背后實際上是實體經濟的空心化問題。美國為什么爆發金融危機？有人研究表明是因為美國產業空心化了，制造業衰退了。我們也要防止制造業和實業的空心化，溫州問題正折射出我國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空心化。
我們要尋求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要靠改革，做好改革的“頂層設計”。一要破除改革設計的“碎片化”。系統設計、通盤考慮，打好政策“組合拳”，防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政策。二要破除改革目標的“應急化”。要有長遠的戰略目光，抓住和解決事關長遠的重大問題，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門層面的“小修小補”，以致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許多老問題久改不革、新問題層出不窮的局面。三要破除推動主體的“部門化”，防止讓既得利益者設計改革和推進改革，防止部門利益對改革的鎖定。比如“新36條”允許民間資本來發展小型金融機構，但是最終形成“上面放，下面望，中間一個頂門杠”的執行難情況。
形成“制度紅利”推動新一輪發展的最重要的改革有三項：一是加快壟斷行業改革，拓寬投資渠道。當前不僅要解決融資渠道的問題，而且要拓寬投資渠道，解決大量的民間資本“彷徨、糾結，錢沒地方投”的問題。二是進行財稅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進行金融體制的改革，構建多層次融資體系。通過三項改革創造制度紅利，使我們的國家從中等收入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
(辜勝阻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