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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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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戶籍制度、子女教育以及社保制度等自上而下一系列的政策調整表明，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政策鴻溝”在逐步著手填平，城鄉同等待遇的政策共識已經達成。更為重要的是，地方各級政府，是否準備好、并積極促成這個城市化過程？
“普工荒”蔓延預示“有限過剩”時代到來
與往年不同，今年長三角的民工荒，從技術工人蔓延到普通工人。《？t望》新聞周刊近期調研發現，“挑肥揀瘦”，是當地勞動力市場不少官員對民工求職心態的描述。不過短短幾年，中國已經從勞動力無限供給，轉向“有限過剩”。
“普工荒”蔓延
浙江省勞動就業服務局副局長曹建國說，今年外來民工就業呈現出明顯的觀望態勢，而在珠三角，勞動部門近期的調查表明，當地59%的企業存在普通用工崗位招不到人的情況。
這是一個普遍現象。2007年春節后，全國各地勞動力市場用工難現象十分突出，而與此前不同的新特點，是除了技工荒這個老問題以外，今年各地普遍出現了普通工人緊缺。
上海社科院人口經濟所所長周海旺認為，由于我國人口出生率自1975年起出現轉折，目前30歲以下的勞動力數量已經開始減少，再加上中西部的經濟發展加大了勞動力需求，預計未來長三角地區的勞動力供給增量將“由正轉負”。
新華時評：中西部“民工荒”是個重要信號
來自勞務輸出大省安徽的數據顯示，去年該省企業用工缺口達40萬人以上，今年仍有可能增加。留住本省勞動力已成安徽省勞動部門今年新的工作重點。西部好幾個省份的一些企業從去年開始竟然招不到工人，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羊絨企業目前用工缺口達2000多人。“民工荒”向中西部地區擴散，這一現象傳遞出多重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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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向中部蔓延“勞力富省”警鐘長鳴？
中國農民工經歷3次代際轉換：從留不住到回不去
農民工的新要求
各地勞動部門的普遍感覺是，隨著外來民工維權意識加強，他們對用工單位也開始“挑肥揀瘦”。他們不僅關心工資水平，而且對各種保險、子女就學甚至休假時間都提出了要求；與此相呼應的是，各地的開發區招商過程中不是比誰的稅收更優惠，而是比誰能保證招工。曹建國說，這在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長三角地區勞動部門調查分析，目前農民工偏好的工作是：
規模較大、名氣較響、用工規范的企業。蘇州工業園區內都是上規模的大型企業，社保覆蓋面比較廣，這些企業很少為招工難犯愁；寧波一些工業區專門為外來民工蓋了公寓，生活設施比較到位，他們也很少遇到招工難的問題。
正常工時，沒有或者少污染的行業。紡織企業一直以來是計件工資，八小時以外加班時間的勞動報酬得不到合理體現，現在女性外來務工人員一聽說要加班一般都不作考慮。另外隨著勞動者自我保護意識提高，他們對高污染影響健康的行業也不愿意去。
有職業發展前景的崗位。服務業中餐廳服務員的求人倍率一直居高不下，就是因為服務員勞動強度大、待遇低、社會地位低、職業前景不佳，難以吸引80后這一代的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動機除了賺錢，更重要的是尋找發展空間，企業的發展預期對于他們也是很重要的流動選擇參數。
農民工，期待城市化生存
與十年前相比，如今進城打工的新一代農民工有了溫飽以外的更多追求。他們有文化，眼界廣，需求多，不會為基本生活條件的滿足而止步。他們期待融入城市，期待更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期待精神生活的豐富。當他們的愿望與現行的用工條件形成較大落差時，一系列新的沖突浮出水面。
現實存在的問題與農民工的期待還有多遠
農民工待遇依然偏低
共青團廣東省委的調查說，目前，只有20%農民工拿到廣東省全省職工工資的平均水平。農民工初次就業月工資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占33%，月工資在1000元以下的占70%.
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難以落實也是對農民工權益的一大侵害！”據福建省泉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介紹，目前，企業支付的保費不到應支付總額的1%.
維權門檻難以跨越
今年21歲的貴州女孩楊艷，已有3年打工經歷，她現在是晉江一家鞋廠的工人。她說，少數私營企業不僅不與工人簽合同，還扣留身份證，扣押保證金，限制自由。
“像楊艷遇到的情況現在已不多見。”泉州市總工會保障法律部吳章偉部長說，“但在待遇低下之外，維權難問題依然是農民工和工會組織最為痛心的事”
二代農民工更追求平等尊嚴
追求人格平等，享有做人尊嚴，是第二代農民工更鮮明的特色。
農民工的人格和尊嚴經常受到傷害。在福建晉江市，很大一部分企業對員工管得很嚴，擔心員工從廠里偷走原料。一位民工告訴記者，企業老板不信任員工，是不尊重農民工。記者隨機調查發現，30%的農民工認為本地人排外，看不起農民工。
住房、教育壁壘尚難打破
仍有一些地方繼續向農民工收取子女借讀費；住房問題也是目前制約農民工留城的主要障礙。
專家認為，城市化不僅指農村人口從形式上轉化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內涵是指生存條件、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的城市化，即農民工與城市里人享受同城待遇。
若干農民工案件的警示
從城市延伸到鄉村的貧富差距的“刺激”，讓有著強烈“社會公平意識”的新一代農民工內心躁動，農村進城人員犯罪呈現出年輕化、地域化、仇富化等新特征。福建省高等公安專科學校倪小宇教授表示，解決進城農民犯罪高發首先要研究預防，反思我們為進城農民做了什么。
缺乏尊重和認同，加劇了農民工的“抱團”現象。陳莉麗說，由于外部環境存在缺陷，第二代農民工普遍有受欺負的感覺，他們很希望依靠自己的親友、同鄉尋求幫助，因此農民工中的“抱團”現象嚴重。廣東就曾有一個家族的37口人同在一家企業打工的現象。民工聽說自己群體中有人受欺負時，就會一哄而上，不循合法途徑，造成群體性事件。調查顯示，在遇到權益受到侵害時，他們通常會選擇找老鄉幫忙解決。
各級政府準備好了嗎？迎接“人的城市化”
接受《？t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位專家都認為，外在環境的壓力和內在需求表明，逐步給農民工以城市生活、城市待遇，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重要社會趨勢。一個可能持續幾十年的，以人口城市化為主要特點的新城市化時代，序幕悄然拉開。地方各級政府，是否準備好、并積極促成這個城市化過程？
革除流動人口管理弊病
據調查，現行的以農民工為主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大都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已不適應市場經濟下的人口流動現狀。主要表現在：
重理念輕措施。雖然政府已經提出公平、共享的理念，但是具體措施和制度仍然將農民工排除在城市之外；
重機構輕功能。管理農民工的機構多，但職能不清；
重管制輕服務。有關機構對農民工這一群體有“標簽化”傾向，這導致工作中還是以強制的“管”為主；
重短期輕長效。由于不能系統而全面地看待和把握農民工問題，所以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給予農民工“外力”支持
農民工和不少基層干部認為，培訓機制的缺失正是導致農民工打工貧富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培訓中只有少部分是政府免費組織的，大部分需要農民工自己掏錢，這也將很多財力有限的農民工擋在了門外。“這些問題如果國家不調節、不幫扶，農民工之間的貧富差距必然越來越明顯。”
推動城市待遇的城市化
改革流動人口登記辦證制度，把暫住證作為流動人口在就業、經營、醫療、計生、社保、法律援助等各方面獲取城市基本待遇和公共服務的依據，促使流動人員消除對立心態，積極主動登記辦證和接受管理；把流動人員作為“社會人”，納入各種社會組織中進行管理，使其在現有的社會框架內有序地參與社會活動；進一步深化城鄉戶籍制度改革，解決農民工“國民待遇”問題。
迎接“人的城市化”
自上而下一系列的政策調整，正在給“人的城市化”提供有利的環境：戶籍制度改革提速、農民工子女教育由所在城市負責、全民社保醫保的制度不斷推進和完善、職業教育受到重視，等等。這些政策表明，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政策鴻溝”在逐步著手填平，城鄉同等待遇的政策共識已經達成。
更為重要的是，地方各級政府，是否準備好、并積極促成這個城市化過程？比如，城市規劃、交通、基礎設施的資源準備；比如，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準備；比如社會組織、法律援助、勞資關系等觀念、制度的準備，等等。
有專家明確指出，所謂民工荒，實質上是“權益荒”，它預示著中國的“人口紅利期”行將結束。農民工在上述方方面面的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平等”的愿望能否得到滿足，將成為地方經濟競爭力的核心。因為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最終將落腳到中國人的現代化轉型。對這樣一個有史以來一直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大國來講，其機遇與挑戰都是倍增的。
未來中國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競爭，已經從項目、資金，轉向人力資本與制度、技術的競爭，這就是新城市化所昭示的鮮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