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即將來臨之際，記者采訪了一個特殊的勞動者群體――農民工，讓我們走進他們的生活，傾聽他們的心聲。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穩步推進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
農民工是當今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為城市建設、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承擔著城市里最臟、最累、最繁重的工作。然而他們卻生活艱辛、居無定所、缺乏保障，游離在城市的邊緣。如今，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希望能留在城市，真正融入城市，享有和城市市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夢想與現實總有需要跨越的溝壑。
憧憬城市生活 渴望身份認同
新生代農民工一般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齡16周歲以上的農民工群體。新生代農民工與父輩相比，更渴望成為城市一員，擁有平等的權利。城市的工作，農村的戶口，往往讓新生代農民工產生身份困惑。
在省城青年餐廳做領班的劉麗告訴記者：她的父母來自呂梁市方山縣，在太原市打工已經20年了，她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在城市工作，對于農村生活很陌生，甚至連韭菜和麥子也分不清楚。“除了戶口在農村，我們和城里人沒什么區別，但是面對制度的強制性認定和市民的習慣性認定，在城市人的眼里我們永遠是‘農民工’，‘農民工’成了我們身上揮之不去的社會標簽。”劉麗說：為了讓下一代徹底擺脫“農民工”的稱謂，她在孩子身上傾注了所有心血，一定要培養孩子考上大學，成為真正的市民。談話間，記者深切地感受到她對孩子寄予的厚望。老一代農民工進城打工是為了賺錢養家糊口，而新生代農民工進城打工是為了體驗生活，尋找發展自我的機會。在太原市青龍電腦城做生意的吳經理，高中畢業后就來太原闖蕩，他發過傳單、擺過地攤、跑過出租車、也開過飯店，經過6年的積累他選擇了電腦軟件。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個精明的生意人，但在世俗的眼中他仍然是一個“農民工”。比起“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父輩而言，他們并不把城市當做“中轉站”，也不把自己當做城市的“過客”，他們渴望留在城市，渴望身份認同。
新生代農民工希望能按照職業、生活領域等經濟社會因素來重新認定自己的身份。
“融城”尚有距離 難享市民待遇
農村和城市的差距不僅僅在地域上，農民和城里人的距離也不僅僅在稱呼和身份上。他們之間的差距更多體現在從小所受的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素質、機遇等方面的差距上。農民進城容易，實現“城里人”的身份轉變也容易，但農民在城市里的生存將會遇到一定的困難。農民受教育有限，職業技術水平欠缺，進城后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為其今后生活帶來諸多不便。
對農民工來說,在城市生活，生活成本高,還沒有足夠的保障，跟當地城市戶籍人口有著一定的差距。來自壺關縣的小偉,高考落榜后,來到太原,在某國營單位做起了臨時工，而且一干就是12年,由于工作積極肯干,多次被評為他所在班組的先進工作者。
12年中,該單位多次招工、聘干，可由于小偉是農村戶口，單位根本沒考慮過他，他心里很是不平衡，他認為干了這么多年的臨時工，單位怎么就不能照顧他呢？單位領導告訴他：能繼續留用你就是對你最大的照顧。其間，他也看到別的單位在招人，也曾試圖想報名參加考試，可所有單位的報名條件都是：城市戶口、大學或大專學歷。由于戶籍的局限性，他被擋在了招工門檻之外，連報名資格都沒有，他很后悔，當初要知道戶口如此重要，怎么也該再補習一年考大學，哪怕是考個大專也能改變農村戶口的現狀。現在就連孩子上學也都受到嚴重影響，不能和城里孩子一樣選擇學校。
城市化過程，不僅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更重要的是農民生活質量城市化、社會身份市民化。然而戶籍制度、住房政策、社保體系、教育培訓等許多領域的制約，為渴望融入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設置了一道道的障礙。城市對農民工采取“經濟性接納、社會性排斥”，讓新生代農民工大受傷害。
制度需要創新 技能亟待提升
農民工要融入城市，戶籍制度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而農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術水平滯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關鍵性問題。受戶籍制度制約，以隨遷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為主的公共需求難以滿足，是影響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和生活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政府要創新城鎮落戶制度，加快推進城鎮化建設，深化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有利條件。
4月15日，記者來到山西科森房地產森海灣建筑工地，整潔的工地，嚴格的管理，讓記者眼前一亮，凡是進入工地的人，必須佩戴安全帽，記者在相關人員的陪同下，戴著安全帽進入建筑工地進行了采訪。
山西建筑工程集團總公司張震介紹說：由于農民工文化層次較低，為了讓其更好地適應工作，公司長期開設農民工夜校，從安全教育、操作規范入手，進行3級教育，并根據施工的進度不定期進行培訓，考試合格者方可上崗，有效地減少了安全隱患。
來自江蘇省泰州市的農民工吳國華告訴記者，今年34歲的他，已經在外討生活14年了，建筑工地的勞動強度比較大，每天工作8個――10個小時，現在工地上的生活條件還不錯，工地上配備有活動室，收工后可以看書、打乒乓球、羽毛球。由于勞作一天很累,大家有的只是看看書,很少進行體育活動。更多的是回到宿舍看看電視、玩玩手機，當記者問及還有什么娛樂時，他笑著說：“出門在外哪能講究娛樂呢。”
同樣來自江蘇省泰州市的農民工段仁建樂觀地認為：我們現在的生活和城市人區別不是很大，只是城市人有個固定的住所，而我們則是在外漂泊，我們的收入不比城里人低，生活水平不比他們差。每個宿舍都有電視，大部分人還有手提電腦，勞作之余的娛樂生活比過去豐富多了，可就是想家、想孩子。中華全國總工會對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指出：對精神、情感的強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滿足，是困擾農民工的首要心理問題，亟待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