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意味著在中國文明史上,“城市中國”正逐漸登上歷史舞臺,其發展的空間擴大,同時挑戰之緊迫亦不言而喻特約評論員 鄧聿文
中國一直被看作是鄉村國家,但這種情況現在已有了改變——國家統計局在農歷新年前宣布,目前中國總人口近13.5億,城鎮人口占51.27%,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這是一個非凡意義的變化,因為在中國文明史上,“城市中國”正登上歷史舞臺。比起農村,城市因為有人口的集聚和規模效應,生活與生產方式、職業結構、消費行為及價值觀念都將發生深刻變化,形成一種全新的城市文明。
中國的城市化一直相應滯后于工業化,可能有15個百分點的落差。一般來說,隨著工業化的到來,城市化也將很快來到,這中間的時間差不會很大。如 果兩者長期不匹配,就會產生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矛盾,從而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出現。目前的中國就是這樣。因此,城鎮人口首超農村,暗示兩者的時間差將 縮小,有助于緩解其內在關系,消除矛盾隱患。
另外,就經濟增長而言,城鎮人口大于農村也意義重大。多數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經濟至少還有20多年的高增長。這個預測的前提和基礎,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事實上,無論其他國家還是中國自身的發展都充分證明,經濟的快速增長與城市化進程相生相伴。目前美國的城市化率約為82%,日本和韓國的城市化 率分別約為66%和82%,即使要達到日本的城市化水平,以中國當前每年推進1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計算,大約還要15年左右的時間。何況,中國的城市化水 平落后于工業化進程,這意味著城市化對經濟增長仍有不可小覷的推動作用。
這種推動是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進行的:首先,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將對生活服務業和日用消費品供給產生巨大拉動作用;其次,更大更多的城市需要更多更好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再次,“好的”城市化將有益于資源的集約利用和環境保護,有助于從長遠提升中國的戰略競爭力。
不過,在看到機遇的同時,也必須看到城鎮人口首超農村人口所隱含的更直接也更緊迫的挑戰。
挑戰之一,是如何處理城市新舊市民間在發展機遇和公共福利分享上的平等問題。
中國以往的城市化,往往體現為要素的城市化,人本身的城市化還較欠缺。人作為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但作為完整的人則不能流動,或曰“人流動了,權利和福利卻不能同步流動”,也因之被稱為 “半城市化”或“被城市化”。
“半城市化”的根源在于現行戶籍制度所導致的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在城市捆綁了養老、醫保、教育、就業、住房等利益;在農村捆綁著宅基地、承 包地、林權、林業用地等利益。由于戶籍背后的制度福利和利益剛性較強大,致使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并沒有伴生城鄉戶籍制度的改革,從而造成農民作為城市需要的 勞動力可以在城市就業與生活,但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方面并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也不享有所在城市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換言 之,農民只有產業工人之名,而無城市居民身份之實——這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也會阻礙城市化的真正實現。尤其是考慮到在半城市化人口中,二代農民工比例持續 提高,他們對公平的渴望比父輩強烈。
城鎮人口首超農村人口帶來的另一挑戰是,如何維系經濟增長與糧食安全之間脆弱的平衡。
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有特殊國情下的自身特色,不少“城市”實際是通過縣改市、鄉改區的方式實現的,其中的動力,也不乏地方政府及相關利益方可以在城市化進程中獲取巨大的土地升值潛力。
也因之,如果是無序且缺乏合理規劃的城市化,那么就可能會造成兩個負面后果:一是造成大面積耕地減少進而危及糧食安全戰略;二是大規模圈占農地及強拆引發的矛盾沖突,成為社會不穩定的誘因。
城市化的本質之一是使農民富裕起來,消除城鄉二元差距。而根據中國戶籍計算的城市化率和根據常住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它們之間的差距有十幾個百分點,由此可見農民所分享的城市化收益和福利其實還不多。
因此,在下一階段的城市化中,需要從對城市化速度和經濟效益的關注轉向對城市化質量的關注,從要素的城市化轉向人的城市化,從空間城鎮化轉向人口城鎮化。通過相關制度改革和建設,使生活在城市的農民真正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的建設者又合理分享城市化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