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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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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離寧波天一閣并不遠。黃昏漫步，大約10分鐘可至。不過這么多年來，我只去過兩次，還是陪遠來的友人附庸風雅；大多時候，寧可過其 門而不入。相比經數百年風雨摧折的天一閣，我更喜歡環繞它的陳舊、殘破卻錯落有致的民居，與那些閑話說范家太公（天一閣的創建人范欽）的白頭老人臉上的淡 然。
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早起騎車去圖書館，路過通往天一閣西門的小巷，常見一位老者在生火爐，濃煙如龍蛇狂舞，蔓上他灰暗的、因咳嗽而抽搐的面孔， 恍惚之中，他化作一尊古老的圖騰；他身后的天一閣，以及天一閣所埋葬的舊時光，卻被飛揚的煙灰掩蔽起來。那一幕，定格了我對天一閣的所有想象與記憶，無關 文化，而關乎生活。
然而有一天，當我路過那里，稍一側眼，才發現曾經像蔓草一樣包圍天一閣的民居不見了，那些用足以穿云裂石的寧波方言指手畫腳的老人不見了，只剩一地殘垣斷壁，在冬天的陽光之下，如悲劇的冷寂布景。百米外，被龐大的陰影籠罩的天一閣愈加突兀，像一面孤獨的旗幟。
此地即將上演的戲碼，雖然冠以“歷史文化”之名，卻不過用來搭臺，主角還是唱白臉的GDP。秦磚漢瓦重新堆砌出來的古典主義，只是彩繪的幕布；財神爺面前的裊裊香煙，構成了劇情的主流。
我從未想過，我與新聞的距離曾如此之近。那10分鐘的路程，那一個晚上的擦肩而過，令我錯過了一場偉大的表演。
據《中國周刊》（2012年1月30日）報道，2011年12月18日晚，就在那塊曾經的民居、如今的廢墟、無人區、未來的高堂廣廈之上，在篝火、投影儀和廣告燈的慘白光亮之下，這塊土地的原住民們，自發演出了一場“廢墟音樂會”。
“有那么一刻，我停止拍攝，靜靜諦聽，”一位全程拍攝了這場廢墟音樂會的攝影師說，“這不是一場普通的街坊音樂會，而是月湖西岸老街區的一場葬禮，一曲挽歌。”
誰的葬禮，誰的挽歌？新聞借攝影師之口追問：“同城之中，我們一直在相遇，一直牽手，可誰讓我們城殤？”——“城殤”二字，觸目驚心，哪怕我對這座城市并無火熱的認同感，它終究裹住了我的肉身，猶如一襲暖衣，若它死了，寒意就來了。
8年前，我來到這座城市，涉足的第一塊土地，是火車南站，現在它是一塊工地，正在擴建（不久前聽說被迫停工了），火車站遷到了東邊，火車的轟鳴 聲已經從我的夢中缺席。第一晚，我去了月湖西區，現在它是廢墟。此后我去過郁家巷，去過南塘河，現在它們是現代化的月湖盛園、偽古典的南塘老街。矗立于市 中心的久久天橋，飛去如影，不知所蹤。
8年，說短不短，說長不長，卻有半座城市，從我的眼前遽然消失，我甚至來不及追尋它們的背影；卻有半座城市，從我的眼前迅速崛起，十里繁華，仿佛一夜長成，猶如變臉。只是它變幻太快了，以至丟掉了靈魂。
何止是寧波，今日中國的哪一座城市不是如此呢。一邊毀城，一邊造城，或者一邊造城，一邊毀城。城市改造的速度，超過了貪官落馬的速度，超過了釘 子戶自戕的速度。有時你一低頭，一轉身，就淪為這座城市的陌生人。更別提那些老靈魂，往事成風雨，故園化廢墟，他們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是，我們不得不認同新聞的說法，那場廢墟音樂會所奏鳴的只能是挽歌，原住民對歷史的捍衛只能止于精神，深沉的愛只能止于懷念。在城市化的高歌猛進之下，挽歌被弱化為一記悲愴的尾音。
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的過渡，從閉關鎖國向國際化的過渡，導致中國的城市化如錢塘潮起，不可阻擋。然而，由城市化所激起的社會內戰同樣不可阻擋。
這場激烈的內戰，不僅表現為貧富之戰、城市與農村之戰、本地人與外地人之戰，還表現為現代性與歷史之戰、經濟與文化之戰、記憶與遺忘之戰——我不由想起昆德拉的話：“人與權力的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斗爭。”
這還是一座新城市對一座舊城市的戰爭，是一座看得見的城市對一座看不見的城市的戰爭。沒有人敢于預言，誰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因為他們尚未找到勝利與失敗的界限，在于飽滿的物質，還是貧乏的精神；在于無所不能的技術，還是一貧如洗的命運。
也許，那一夜的挽歌，將隨那一座看不見的城市，與那些瓦礫，那些掌故，消逝于城市化的潮汐。也許，月湖的老靈魂，將迷失于現代性的興盛與危機。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日光之下，天一閣和范欽先生的石像，將更加孤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