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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義平：創建一個有思想的平臺

時間：2012-02-03 17:05:55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陳葉軍　

　　編者按：在2011年12月15日的《財經》年會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百歲老人科斯發表了視頻致辭。他說：“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能夠培育寬容，這是一服有效的對偏見和自負的解毒劑。”

　　中國究竟是否缺乏“思想市場”？我國的經濟目前面臨什么樣的問題？圍繞這些疑問，《中國科學報》記者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義平、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周建波進行了訪談。

　　《中國科學報》：您如何看待科斯關于中國缺乏思想市場的說法？

　　李義平：思想市場就是有思想的平臺，真正優秀的思想可以使更多人受惠，在這個平臺上，大家可以對各種各樣的思想進行交流。因此，我們要創建這樣一個平臺。

　　科斯說得好，沒有思想市場，精粹的思想產品就出不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解放也證明了這一點。好的產品能夠生產出來有一個市場的問題，有一個競爭的問題。在政治方面更穩健一些，這是必要的，但在經濟運行與文化產品的層面上應當有不同的聲音。如果總是一個聲音說話，用大量的貨幣刺激經濟，就會使經濟發展產生更多的問題。

　　我國搞市場經濟不用擔心個性與特殊性不夠。社會主義制度、五千年的自然經濟以及封建社會的經濟背景和文化背景使我國的市場經濟不用強調也有其特殊性。相反，在一定階段，我們需要對市場經濟的共同的東西給予更多的關注。

　　現在講文化，文化分兩種，一種是文化產業，世界上早就有三維產業的生產，即物質產品、科技產品以及文化產品的生產。在國際上，我國物質產品生產是順差，但是科技和文化產品都是逆差。文化產品要走向市場，需要市場的認同，不僅是國內市場的認同問題，還有國際市場的認同問題。要有一批文化層次高的知名企業和知名企業家。

　　另一種層面的文化是精神層面的上層建筑的東西。是從來就不需要記起、永遠也不會忘記的融化在人們血脈之中的東西。文化是行動，不是口號。

　　我國的傳統文化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文化，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對傳統文化進行改造。市場經濟就是大家公正地追求財富，要求講誠信。不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不提供虛假信息，以及一定的冒險精神。冒險可以創新，可以開拓更多的未知領域。

　　中國當前正處于關鍵時期，與其說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如說是人民精神狀態的轉變與文化層次的提升，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改造。我們經常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得太過分了也不對，任何創新一開始都表現為個人的、獨立思考的東西。喬布斯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的人，陳景潤也有這種傾向，我們應該在集體和個人主義之間尋求平衡，比如在產業、學術領域強調個人主義，在登月計劃等項目中強調集體主義。

　　《中國科學報》：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思想是什么？

　　李義平：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思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不過與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不一樣。“社會主義”的定語，使得我們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有很多不同。

　　實踐已經證明單純搞計劃經濟行不通。我國搞了40年的計劃經濟，蘇聯搞了70年的計劃經濟，但是經濟發展卻落后了，而搞市場經濟的國家都發達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是來自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政府認為應該對經濟進行調節與調控，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經濟危機以后，政府似乎認為更應該進行調控，但過度頻繁的調節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定，市場經濟要求市場調節是基礎性調節。

　　在市場經濟中，政府雖然可以調節經濟，但是政府的認知和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很多時候過度人為地調節反而問題更多。

　　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之后，我國政府為了提高內需，啟動了一攬子經濟計劃，大量的貨幣投入直接導致了通貨膨脹，面對通貨膨脹，政府又實行了緊縮的政策。

　　同時，一攬子計劃的實施是按照體制進行分配的。只有體制內的企業可以享受國家的政策，體制外的企業則享受不到這一政策。

　　體制內是指國有企業，體制外就是民營企業。體制外的民營企業不在國家經濟政策的優惠之內，然而通貨膨脹卻同樣給這些體制外的企業造成不利影響。溫州中小企業的問題既有企業自身的問題，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世界上其他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均沒有體制內和體制外之分。在以市場經濟為主的國家，政府的調節往往是被動的、消極的、迫不得已的，能不調節就不調節，而我國往往是帶有主觀意圖的、主動的調節。經濟危機是擠出市場自發形成的泡沫的極好機會，可以強制性地淘汰落后產業，強制性地創新，自發地調整經濟結構。從一定意義上講，危機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機制。

　　國外政府的干預和中國政府的干預不同，有著嚴格的程序，需要國會批準，不能揮霍納稅人的錢，這些是我們應當借鑒和學習。

　　事實上，西方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同樣會產生更為復雜的問題，比如2008年的次貸危機就是2001年對房地產市場刺激的結果，產生了更為消極的后果。目前，美國已經進行了兩輪量化寬松政策刺激消費，但依然沒有走出經濟危機的陰霾，頻繁的干預沒有見到成效。而德國政府沒有進行頻繁的經濟干預，反而成效比較好。

　　凱恩斯主義使美國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中走出來，但是因為凱恩斯革命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失業等一系列問題，經濟學界又對凱恩斯政策的結果進行反思，認為政府不應當進行過多的干預。作為對凱恩斯主義的反思，在實踐中，撒切爾、里根又實行了更為市場化的政策。

　　市場經濟也有種種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政府過度干預會導致更多的問題，計劃經濟的失敗原因正在于此。

　　“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如果完全去掉市場經濟的盲目性，把它變得理性，一是不可能，二是就不會再有市場經濟的機制和功能了。

　　《中國科學報》：科斯說，目前中國經濟有諸多弊端，而且險象叢生。對此您怎么看？

　　李義平：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還存在著一些顯著的、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一是外需急劇萎縮，但是內需沒有啟動起來；其次，長時間以來我們都強調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實際上調整與轉變的效果并不顯著；再次，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產業結構失衡的問題。

　　為了拉動內需，近年來國家啟動了很多項目，但這些基本都是工業項目，很少有農業項目。農業成了經濟發展的短板，所以CPI一直在高漲。原來說“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現在農業土地被圈了，農村年輕勞動力減少了，“父母”都跑了，還怎樣生產財富呢？

　　現在，農民不種地，離鄉背井在外打工，年邁的父母帶著孫子在家種地，也是很危險的，應當反思我國的城市化。現在的城市化解決了農民增收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并且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農業的問題不可能在農業外部去解決，而應該在農業的內部去解決，農村很多地被圈了，用于工業用地，大量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年久失修。

　　此外，我國還存在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失衡、環境污染嚴重的問題，我國GDP的增長速度沒有把資源環境作為成本考慮在內。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發展中不可持續的問題，很多都是因為認識不到位、沒有集思廣益的結果。

　　所謂的城市化難道就是把農民大規模地移進城市里來？真正的城市化應該是自然而然的有產業支持逐漸發展起來的。農業也可以成為支柱性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亮麗風景線。在德國，農業基本上是機械化操作，13個人中間才能選出一個農民，美國農業也是如此。我們應該在這里下功夫，既減輕城市的壓力，又不使農民離鄉背井，更解決了農業的問題。可以提出另外一種思路，把重點放在農村的建設上，使之成為小城鎮。

　　《中國科學報》：全球經濟形勢欠佳，我們的市場應該以怎樣的思想與態度來面對？

　　李義平：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平常的心態來看問題，應該堅定不移地相信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機制。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也存在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與改革開放前已經不能同日而語，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原來是不發展的問題，現在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總比不發展好。歷史與實踐已經證明市場有自我修復的功能，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性時刻，我們應當嚴格界定市場和政府的邊界，相信市場的功能，推進市場化的改革。

　　事實上，這不僅涉及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還涉及到文化發展的方式和文化改進的問題，這些都是中國當前必須解決的問題。

　　（李義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

　　市場經濟也有種種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政府過度干預會導致更多的問題，計劃經濟的失敗原因正在于此。

　　歷史與實踐已經證明市場有自我修復的功能，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性時刻，我們應當嚴格界定市場和政府的邊界。

　　在政治方面更穩健一些，這是必要的，但在經濟運行與文化產品的層面上應當有不同的聲音。如果總是一個聲音說話，用大量的貨幣刺激經濟，就會使經濟發展產生更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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