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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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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投資率影響代際公平
代際公平反映的是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在權利分配方面的一種關系，主要是指當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資源、滿足自身利益、謀求生存與發展方面權利均等，即當代人必須留給后代人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環境資源和自然資源。
其實，人類的許多活動都會涉及代際公平問題，這是由人類生產活動的性質決定的。人類的生產活動是借助于一定的生產資料來進行的，生產資料除了有從自然界直接獲得的勞動對象外，還有作為人與勞動對象的中介的勞動資料。隨著人類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勞動資料的技術水平也逐步提高，如此又引起勞動對象向廣度和深度的拓展。所以，人類的生產活動不僅會造成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引起環境變化，而且也會不斷積累生產能力。就前者來說，會產生圍繞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代際公平問題，就后者而言，會產生基于生產能力積累的代際公平問題。
具體來講，一國在一定時間內創造的國民收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于消費，另一部分用于投資，消費用來滿足人們當前的生活，投資用來為將來創造收入。投資率的高低不僅影響到當代人的消費，而且影響到后代人的消費，所以這又成為一個代際公平問題。不過，這種代際公平與圍繞資源環境的代際公平有所不同，如果把圍繞資源環境的代際公平所顯示的當代人對后代人利益的侵犯看做正代際公平問題，那么，這種高投資引起的犧牲當代人的消費提高后代人消費的問題則可以看作逆代際公平問題。
高投資率的逆代際公平取向
在代際公平中，掌握選擇權的是當代人，這容易產生正代際公平問題，那么，什么原因導致了逆代際公平問題呢？
首先，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導致高投資的經濟基礎。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推行迅速工業化或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把更大比例的資源配置到了投資上。改革開放后，通過逐步引入市場機制，形成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機制，而中國經濟仍然落后的現實決定了實現經濟增長的消費拉動遠不及投資拉動，因此，高投資仍是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且，持續的高速增長又使得這種高投資進入了一個不斷加強的慣性中，投資率變得越來越高。
其次，社會保障的相對滯后是導致高投資的社會基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系列社會保障機制逐步被打破，新的社會保障機制的建立相對于經濟發展嚴重滯后。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引起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在不斷加強，居民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負擔有所增加，壓縮消費便成為降低這些風險的主要選擇，結果必然是絕大多數家庭把收入的大部分進行了儲蓄，從而形成了中國較為特殊的高儲蓄率，并演化為高投資率。
最后，增長導向的政績觀是導致高投資的政治基礎。在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觀的引導下，地方政府都把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作為實現趕超的主要手段，把爭投資作為實現高增長的主要途徑。這一增長格局決定了即使中央想壓低經濟增長速度，也會因地方政府的反彈而難以實現。
中國經濟的這種高投資率自然形成了逆代際公平的取向，即以壓低當代人的消費來換取高投資和高增長，進而為后代人積累更高的生產力，并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
以投資轉型實現代際公平
高投資會引起對資源的高消耗并造成對環境的破壞，同時也會擠壓當代人的消費而提高后代人的消費。解開這一雙向影響機制的主要途徑是轉變投資方式，即從高消耗投資轉向高技術支持的投資。同時還需輔以對消費和投資結構的調整。
保持一定程度的高增長仍是今后中國經濟發展不可改變的趨勢。按照經濟增長的宏觀均衡理論，實現增長的基本因素是擴大投資和增加消費。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階段，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要明顯大于消費的作用，隨著經濟增長帶來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更大貢獻逐步讓位于消費，消費變成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經濟增長的宏觀機制還沒有完成由投資向消費的轉換，因此保持一定的高投資以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是當前無法改變的選擇，我們只能是設法實現投資的轉型，即從投資的資源過度依賴向投資的主要技術依賴轉變，同時適度加快對消費和投資結構的調整，也就是適度提高消費的比例。
如果能夠順利實現投資轉型，使今后的投資較少地消耗資源，更多地增加價值以及居民的收入，這將會減輕目前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提高居民當前的消費。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實現這種投資的轉型？
獲得由技術進步支持的投資增長，這是任何國家都想要實現的目標，但能夠順利實現這一目標的國家并不多，主要原因是這種轉型需要建立在成熟的條件和有效的制度基礎上。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推動投資轉型的條件已接近成熟，這是由30多年改革開放及經濟持續增長積累所獲得的。目前影響投資轉型的最大問題是有效制度的建立，包括投融資制度、技術創新制度、教育體制、政府職能等綜合配套的制度體系。
（喬 榛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生產力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