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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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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標志著我國從此進入以城市社會為主的新成長階段。這種變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城鎮人口百分比的變化，它意味著人們的生產方式、職業結構、消費行為、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都將發生極其深刻的變化。城市化繼工業化之后，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引擎，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已成為拉動中國社會變遷的三駕馬車。城鄉統籌和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成為發展的新主題。
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城市化一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大量鄉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第二階段是城市區域不斷向郊區擴展和城市群的出現，第三階段是所謂的“逆城市化”，這是指一些大都市市區人口遷向離城市郊區更遠的農村和小城鎮的過程，那時農村生活出現復興，但生活在農村的居民已絕大多數都從事非農職業。李培林說，從我國來看，隨著快速交通的迅猛發展，城市化進程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由單純的農民進城發展到打造都市“一小時”生活圈和出現城市群，新型城鄉關系正在形成。
李培林解釋，城鎮人口超過了50%，這是按常住人口來計算和統計的，也就是說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農業戶籍人口也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而這個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是“半城市化”的，因為他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真正融入城市體制和城市生活。但這也并不表示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是虛假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數億農民走進城市，這既改變了億萬農民的命運，更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但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也帶來諸多“兩難”問題。
農民工的去留面臨“兩難”。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覺得城市生活更精彩，不愿再回到農村生活，另一方面他們因為體制的原因又難以融入城市生活，農民工子女就學、就醫、養老等問題仍尚待解決。
農產品的價格調控面臨著“兩難”。一方面農產品價格過低會造成“谷賤傷農”，農業區域往往成為財政薄弱和農民收入較低的區域，而農產品價格增長過快又會影響到城鎮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造成這部分群眾的不滿。
城市化過程中土地使用面臨“兩難”。一方面城市化建設需要大量的土地，而且土地的快速升值成為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重要源泉，但另一方面我國耕地稀缺，戶均耕地面積過小，為了國家糧食安全必須守住18億畝耕地的紅線。
城市化房地產發展也面臨“兩難”。一方面房地產發展極大推動經濟增長，人民群眾改善住房的消費需求與擴大國內消費的需要也恰相吻合，另一方面，住房價格的飛漲帶來群眾的強烈不滿，部分地區征地拆遷也引發了一些社會矛盾和群體性事件。
解決好這些“兩難”問題，利用好城市化提供的巨大機遇，成為繼續推動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一環。
李培林說，城市化的推進會帶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這對我們的社會管理、社會政策提出一些新挑戰。中央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是一項重要的戰略決策。從城市化的角度來看，就涉及戶籍、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環境、網絡輿論等方面的社會管理創新。適應城市化發展的需要，進行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創新，可以說是繼經濟體制改革之后又一項深刻的社會變革，其主旨就是使社會既安全有序又充滿活力，既公正合理又保持運行效率，既共享發展成果又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要使進城農民工真正成為城鎮居民，絕不是改變一下戶籍那么簡單。我國人口規模巨大，只靠幾個城市圈和少數經濟發達地區不可能完成人口的城鎮化。要合理引導人口流向，既要采取措施讓具備條件的農民工在就業所在地逐步安家落戶，又要引導產業向內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轉移，讓更多農民就地就近轉移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