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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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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年來，云南昆明市盤龍區76個城中村，有27個進入實質性拆遷，28個啟動回遷安置房建設。如何在改造舊城區的同時塑造新市民，讓人的城市化與空間的城市化齊頭并進？城中村改造的“盤龍樣本”，探索中國走向“城市時代”的合理路徑。
城市化是解決城中村問題的契機
城區“吃”了村莊，又“消化不良”，城中村的土地權屬、戶籍等體制仍保留農村模式
記者：城中村可謂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獨特現象。一方面是城市的快速擴張，另一方面是戶籍、土地等制度缺乏彈性，二者不同步造成局部與整體的脫節。盤龍區的城中村情況如何？
吳濤：昆明建城1200多年，急劇擴張卻是在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前后，特別是2004年城市區劃調整之后，“造城運動”火熱。這個過程中，的確如你所說，城區“吃”了周邊村莊，又“消化不良”，城中村在土地權屬、戶籍、行政管理體制上仍保留著農村模式，幾乎被城市遺忘。“非農非市”的尷尬處境導致其長期游離在城市規劃外，基礎設施不配套、安全隱患多、治安情況復雜，反過來制約城市的整體建設和品質提升。
記者：從某種程度上看，城中村的存在，也是城市發展的一個“存量”。這幾年盤龍區的城中村改造突破性增長，基本思路是什么？給區里帶來了哪些實惠？
吳濤：城市化造就了城中村，解鈴還需系鈴人，解決這個問題還要靠更加科學的城市化。目前看，城市發展亟須城中村把占地釋放出來，讓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成為可能。城中村改造商機巨大，可能形成多方共贏的局面。
城中村改造帶來的實惠集中體現在兩方面：完善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區產業層級。例如，因為下水管道不連通，城中村的廢水進不了污水處理廠，滇池很難治理，更不用說騰出來的土地用于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另外，盤龍區沒有工業園區，但通過城中村改造有利于發展現代服務業等第三產業。近3年來，就因此新增了10多棟寫字樓。
保障好城中村居民“最后一次獲益”
政府主導拆遷不是虛的，政府在各方利益中擺正自身的位置，就不會有野蠻拆遷
記者：城中村改造等城市化的進程中，政府必然要面對公共利益、開發商和城中村居民等各方面利益博弈的問題。而這其中，居民可謂最弱勢的一方。
吳濤：的確，大部分城中村居民是失地農民，房子是他們最后的依靠，這就意味著城中村改造可能是他們“最后一次獲益”的機會。我們有一條“硬杠杠”：居民90%以上同意，才能拆遷。以前城中村改造推進慢，主要是因為操作機制特別是利益分配政策不明晰。我們建立了區級領導定點聯系、每周工作例會等制度，并且優先啟動村民安置房、道路和綠化基礎設施等建設，推行“先安置、再搬遷、后拆遷”的改造模式，讓被拆遷人有信心。
記者：在城中村的改造中，作為主導一方，政府應該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
吳濤：政府主導拆遷不是虛的，政府在各方利益中擺正自身的位置，就不會有野蠻暴力拆遷。我們為此建立了一套集“投訴、舉報、查處”為一體的信訪工作機制，再加上補償政策陽光透明，盤龍區的拆遷做到了無群體性事件、無重大安全事故、無強制性拆除發生。有些因為分家析產兄弟姐妹一見面就吵的家庭，在城中村改造中由于我們工作細致到位，又和好如初，回想起來很感人。
“空間城市化”不代表人的“市民化”
如果不計算社會變革的成本，只算經濟賬，就把拆遷改造的問題簡單化了
記者：據報道，昆明有的拆遷村一天買了10多輛奧迪車，空間的城市化容易、新市民的塑造難，您如何評估城中村改造帶來的社會問題？
吳濤：城中村改造絕不是給房子、給補償那么簡單，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一種舊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體制機制，堪稱一場社會變革。如果不計算社會變革的成本，只算經濟賬，就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了。坦率地說，有些拆遷拆出的“暴發戶”放高利貸、盲目投資甚至肆意揮霍，搞不好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好事變成壞事。
出現這些問題也讓我們思考，城中村改造的最終出發點是什么？得與失體現在哪里？你說得很對，“空間城市化”并不代表人的“市民化”，改變經濟數字和城市面貌容易，塑造新市民難。這方面政府不能做甩手掌柜，要有足夠的預見性和政策準備。盤龍區也做了些探索和思考：首先是把拓展城市空間與合理規劃結合起來，堅持具有前瞻性與科學性的城市規劃。其次，用遠程教育、廣播、培訓班等形式，對村民進行教育引導，與城區第二、三產業用工需求相均衡，通過工作把他們與城市連起來——“城市化”的關鍵在于“化”。
以社會管理創新應對“改造后”問題
把改造的教育、醫療、社保等“隱性成本”都算進來，政府就不會只追求拆遷速度
記者：塑造新市民是個系統性工程，需要醫療、社保、教育等制度支撐，政府準備好了嗎？還需要哪些管理創新解決“半城市化”問題？
吳濤：“暴發戶”的做派不全是自身的責任，政府要反思自己做到位了沒有。比如說他們不重視子女教育，問題是他們是農村戶口，享受不到和城里人一樣的教育機會。把城中村改造的教育、醫療、社保等“隱性成本”都算進來，政府就不會只追求拆遷速度，而要更好地保障好群眾利益。
現在的制度支撐含混了些。比如城中村改造后的醫療保險，有的人享受城鎮待遇，有的享受失地農民待遇，有的還是新農合待遇，政策不統一，會讓基層的管理者無所適從。加之城中村改造后許多居民分散開了，又增加了管理難度。
手心手背都是肉，政府部門應該創新社會管理，賦予城中村改造后的居民以市民身份，在入學、就業、醫療、保險等方面市民待遇。同時改變原有的村莊管理模式，讓改造后的城中村居民逐漸融入社區。這些都做好了，才算是完整的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