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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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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出身農村，卻有著明確的城市夢想，遠離父輩眷戀的土地和故園，他們漸行漸遠；然而，盡管城市在他們手中越來越豐富，但融入光鮮的城市生活， 卻有著重重阻礙。新生代農民工，一個充滿改變力量的群體，一個需要出路規劃和空間設計的群體。當前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約為8萬元/人左右，以2.5億農民工 為基數計算，總成本將達20余萬億元。分解到20年，則每年所需資金為1萬億元，約占2010年8.3萬億元財政收入的12%左右。
20余萬億當然不是個小數目，既然農民工“市民化”并非說句話那么簡單，而是需要掏出真金白銀，并承擔相當不菲的成本，農民工“市民化”這事兒，看來還得從長計議，至少，20萬億從哪兒出，是個無法繞過的前提。
應該承認，對于高速城市化的中國而言，要想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讓數量如此巨大的農民工進入到城市，的確并非易事。畢竟，一個人進入城市，其實并 不只是地理位置的改變，作為城市居民，公共配套的供給，社會保障的到位，住房、交通、醫療、教育需求的配置，其實無一不需要真金白銀。而在急劇城市化的過 程中，城市對于外來人口的接納能力趕不上城市化和外來人口涌入的速度，的確也是個普遍現象。在這方面，即便是發達國家，其實也無法完全規避。例如，歐美等 國同樣需要外來人口來滿足發展之需，但是，一些移民卻并不能獲得與當地市民的同等待遇，盡管被視作非法移民，但本質上，其實仍然是一種經濟發展與公共服 務、容納能力的脫節。
而在這一過程中，無法享受“市民”待遇的外來人口，必然會在權利和權益各方面遭遇不公。盡管身處城市，卻仍然被視作外人，既不能享有發展的成 果，更無從融入城市生活。由此而形成的落差，不僅是對外來人群權益的侵犯與歧視，更將成為社會不安定的隱患。在這方面，也并非沒有教訓，不能融入的結果， 必然是隔膜的產生與沖突的加劇。法國暴發的始自移民社區并發展到城市的騷亂，正是緣于人已經進來了，城市還沒有作好接納的準備。可見，即便你不愿意承認外 來人口的存在，不愿意為他們的權利埋單，社會也仍然要為此而承擔成本，沒準還是更高也更難收拾的成本。相形之下，及早為外來人口的融入著想并埋單，倒未嘗 不是最經濟劃算的策略。
不僅如此，農民工“市民化”，其實還不僅僅關乎農民工的應得權益，同樣也關乎城市本身及其原住市民的福祉。事實上，一個城市的人口，顯然不僅僅 是有戶籍的常住人口，外來人口同樣占據著相當的比例，既然如此，城市的公共資源配置，顯然不能只看到常住人口，而更應基于包括外來人口的真實人口。無論你 承認也好，不承認也罷，外來人口其實都在城市中客觀存在，這一群體終究要產生交通、教育乃至醫療的需求，真要讓城市的公共功能不出問題，相應的公共供給當 然得跟得上，否則的話，無視現實人口需求的后果，必定是導致公共資源的稀缺、交通擁堵、醫療缺口等諸多不便，其實都是無法回避的現實課題。
只有將外來人口的需求充分納入，公共資源的配置也更多建立在了真實人口的基礎之上，這樣的發展與規劃，也才能更加合理和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20余萬億的農民工“市民化”成本何不該花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