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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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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重建端賴個體參與機制
近段時間來，人們對當下中國的“道德滑坡”現象頗多憂慮。從舉國關注的“小悅悅事件”，到醫院誤把活人當死嬰的新聞，再到不斷發生的路人扶老被訛事件，無不提醒人們，國人的道德水準似乎江河日下。盡管籠統地說國人道德墮落了恐怕有失公允，但無論如何，人們的焦慮和擔憂并非沒有道理，因為當今社會無論是公德、私德、官德、職業道德，出現了普遍性的滑坡。中國人的道德人心出現了什么問題？中國社會如何重建道德？近日，中央也連續出臺舉措加強對官員道德的考核。在此，我們約請著名批評家劉洪波、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建勛撰文發表看法，并刊發《南風窗》記者石勇對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曉明的專訪———
人心變壞的基礎或背景
石勇：在社會不公正的強大力量沖擊和包裹中，一個人要讓自己心理不失衡、不變態，精神不崩潰，需要一種“情感支持系統”。
王曉明：對，譬如愛情，像電視劇《蝸居》和《裸婚》所展示的，在今天，除了相愛之外別無所恃的年輕人，多半困難重重，壓力越來越大，心情越來越壞，現實的算計逐步壓倒青春的歡樂，貧賤夫妻百事哀……
石勇：精神分析大師弗洛姆說，愛和創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徑。這兩條路都被阻斷的話，社會必然出現病態。
王曉明：再來看這位失戀青年的職場生活。今日的城市白領，無論國企私企還是外企，都經常碰到不能準時下班、周末出差之類的事，勞動時間被變相延長。更糟糕的是，公司運轉越成熟，對員工心力的榨取也越厲害，尤其是那些薪水相對較高的行業，例如金融和IT行業，員工勞動的“心理強度”都明顯增強，即便人是下班回家了，精神卻松弛不下來，依然覺得很累。
石勇：您提出的勞動的“心理強度”這個概念很有意義，勞動不僅僅是身體上的，也是心理上的。這可以解釋一些白領的“過勞死”。
王曉明：看起來他是回家休息了，但他卻沒有從容的心情去讀一本需要動腦筋的書，或者看一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電影或話劇，他甚至沒有心情和父母多說說話，因為這也同樣需要投入心力，要對別人保持關心和敏感。這樣累得久了，連談情說愛的動力也會消散：“我哪有精力啊……”
石勇：您所說的這些，都是我們這個社會人心變壞的基礎或背景。
王曉明：是。一個小孩日長夜大，他的精神和心理的自主性，是越來越強還是越來越弱？他進入社會和職場，對社會公正的信心是越來越強還是越來越弱？他和各種人交往，對非物質功利的情感和價值的體驗是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在我看來，這是理解一個人的道德和精神狀況的3個最重要的問題。如果對這3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后者，那就可以斷定，“人心”大概不會好。
社會上彌漫著不安和愧疚
石勇：專家堅持良知，會被視為不符合資本邏輯所決定的游戲規則，他可能很難混下去，除非出局，才會講幾句真話，假如確實有相應的學識的話。
王曉明：現在似乎是只有徹底放棄現實回報的人，才能堅持基本的底線。只要還有一點顧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屬的團隊、學科、單位、學生……就很難完全守得住。特別是年輕人，有諸多的現實需要，也就隨之會有諸多顧慮，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況下頂住威逼利誘，事實上也很難。
因此，今天社會上實際彌漫著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會完全泯滅，只不過現在更多地表現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會也就因此有了一種巨大的自我辯解的心理需求，需要發明形形色色的歪理，為倫理的失守辯護。在一些媒體和網絡上，這種歪理真是太多了。
石勇：不能堅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辯護，由此形成幾乎每個人思考和選擇的共同的社會和心理背景，那實際上也等于說，出現藥家鑫類的人，也不足為奇了。
王曉明：是。今天的大多數人其實都明白基本的是非，但他守不住，因此很不安，在這種時候，一旦參加某個公共問題或媒體熱點現象的討論，就本能地偏向那些能減輕自己這不安的歪理。藥家鑫案中他的一些同學的言論，就是例子。
石勇：藥家鑫案中有一種聲音“假如是我，我也會這樣干”，這種聲音現在似乎比較流行。比如說，“我要是女人，也會當小三”。它背后有這樣的邏輯：這是社會逼的，所以，不要問我有什么責任。但這樣說話和行動的人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也是社會中的一部分，也會作為“社會”影響別人。
王曉明：一個人要能如此反省，前提之一，是他多少有一點介入公共事務的正面體驗，他能由此———哪怕是部分地———相信，因為公眾的努力，社會能夠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