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紅色樣板”過去一兩年在中國輿論界引起異常激烈的爭議。投入大量精力財力去改善社會治安與民生,重慶因此被左派熱烈評價為“恢復了共產黨的道德形象”;相反,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所謂的“重慶模式”流露出強烈反感。
“到下面去,跟貧苦地區的老百姓在一起,我很受震動?!?/p>
山城重慶某機關里,中共干部在受訪之余,談起他到偏遠地區與基層民眾“結窮親”的經歷,他需要轉換兩種交通工具才到得了他們的住處;他感慨建國多年后,山區居民還那么窮,他的“窮親”家有殘疾老人,依靠救濟也只能勉強度日。
談話的主題是2009年底以來,重慶在中共市委書記薄熙來領導下開展的“三進三同”活動。所謂“三進”就是要求中共機關干部“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三同”指的是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對于早已擺脫窮困,久居城市的干部來說,“三同”可能是苦不堪言的事情。但是推崇中共傳統作風的重慶市領導層稱,這樣才能讓共產黨員重拾“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重建干部與民眾的“魚水情”。
以強制性行政命令推行的“三進三同”于是浩浩蕩蕩地在全市鋪開,2010年市委明文規定,所有干部每年要“三進三同”7天,新任公務員與新提任領導的時間更長,要一個月,“三進三同”的效果要納入干部考核指標。在活動啟動初期,有的區縣還聘請大學生擔任調查員,晚上給農戶家打電話,要求與干部通電話檢查他們是否“同住”。
重慶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已經有20萬干部與80萬窮人結了“窮親”。據說,一般干部不敢逃逸,因為有干部被發現然后受到處分的先例,當然是否還有人逃避又沒被發現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個年輕干部說,他去年下鄉幫“窮親”挖了幾天番薯。不過,農民一般不大好意思讓客人干活,所以干部到基層,能做的是幫助農民想致富點子、解決生活困難,介紹醫生治病等。去一次也不能空手,總要準備五六百元(人民幣,約100至120新元)禮品。
我看著談話的對象們,想象這些實地體驗給他們帶來的觸動;但腦海里同時浮現更多問題:倘若不知道我的記者身份,“很受震動”是否還是他們回答的全部?此外,是在怎么樣的強人統治下,才能動員幾十萬干部年年下鄉體驗基層生活,還包括接受有關的經濟負擔?
鐵腕治吏能奏效嗎?
在今日,繼續使用帶革命年代色彩的“上山下鄉”來修正干部“宗旨意識淡薄,缺乏群眾感情”的問題,能奏效嗎?
事實上,這幾年來強勢領導一直是重慶的特點。除了爭議激烈的“鐵腕打黑”以外,針對薄熙來整頓干部隊伍的高強度,也有人稱為“鐵腕治吏”。
“三進三同”其實是重慶市委為組織干部聯系群眾而制定的“三項活動”(大下訪、三進三同、結窮親)之一;此外還有從2008年開始的“三項制度”(村、社區書記每周接訪;村、社區黨組織成員每年兩次走訪群眾家庭;群眾意見定期辦理反饋)重慶市委對這些政策的效果很有信心,官方統計數據顯示,這些制度對于解決群眾問題發揮了實效。2010年,全市群眾信訪總量與2007年前相比下降43.2%。
對重慶領導人而言,這幾年的經營除了換來地方經濟發展,治下民眾滿意度提高,更突出的成績是大概取得了宣傳效益。結合“打黑”、“唱紅”、宣傳紅色革命文化與主流價值觀、動員干部下鄉聯系群眾,也包括招商引資、大建公租房等具體措施,重慶抓緊在幾年時間里,系統建立出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紅色形象”。
“他就是要整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樣板?!辈簧僦R分子這樣評論。
這個“紅色樣板”過去一兩年里在中國輿論界引起了異常激烈的爭議。投入大量精力財力去改善社會治安與民生,重慶因此被左派熱烈評價為“恢復了共產黨的道德形象”,在中國社會西化,中共傳統意識形態對社會影響力快速減弱的背景下,重慶一枝獨秀的做法讓左派知識分子看到了重大期望;與之相反,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所謂的“重慶模式”流露出強烈反感。
對于外界的批評聲,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頗不以為然,也有些憤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