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再城市化”進程中的批判性展望
時間:2011-12-26 13:36:47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周榕
城市化,歸根到底是以城市為載體,對各種社會資源的一個組織化配置。從資源角度理解,再城市化就意味著對初次城市化建設過程中的結果進行再調整,以其達到更優化的配置。
剛剛9月17號國家統計局公布,截止到2008年,我們全國的城市總數已經達到了655個,比1991增加了176個,增長速度是36.7%, 平均年增加了11個。城鎮人口比1991年增加了90.3%,平均每年增長5.6%。城市化率已經提高到了45.68%。實際上這個城市化率已經接近了世 界平均的城市化率。
我講的第一個段落是1998到2008兩次危機之間的中國城市化碩?998年,在中國現代城市化歷史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年份,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當代城市化進程從正常的穩固發展突變為由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一個高速化城市運動,所以我們強調它為一個“運動”。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一個運動?實際上是中央政府為了應付1998年以來亞洲經濟對中國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中國政府出臺了三個政策。這三個政策對 地方政府推動城市化運動注入了一個強勁針。第一,確定了以拉動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戰略,鼓勵地方政府進行深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擴張了政府的自住性權力, 調動政府推動城市化進程的積極性。第二,出臺了一系列刺激房地產業發展的配套政策,特別是允許按揭貸款和取消福利分房兩大措施,創造了一個龐大的房地產市場。
在1998年之前,全國企事業單位全部采用福利分房。在1998年以前全中國范圍的房地產并沒有啟動,基本是一個弱的階段。1998年這兩大政策催生了大的房地產市場。此后,中國的城市化道路進程從以前的開發區模式,轉變為以房地產開發為主的一個開發模式。
其三,各地資金從中央政府有計劃地調撥轉變為一個城市建設中心為主題向國家銀行貸款的方式,極大地增加了城市地方政府對基礎建設的投融資靈活性,解決了錢的問題。為城市化運動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資金保證。
不夸張地講,1998年開始,中國城市化運動挽救了中國經濟,它不僅成功地化解了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從1998到2008年,中國 的GDP翻了兩倍。中國城鎮人口總量從1998年的3.79億,增加到2008年的6.07億。而中國城鎮人居居住面積從1998年的人均9.3平米,上 升到2008年的28.04平米,翻了三倍。
城市變成了新的中華民族的一個精神土壤。在1949年以前,我們中國人的精神曾經是虛無縹渺的共產主義,后來變成了在身邊觸手可及的現代 化,1998年以后逐漸演變為令人眩暈的一個城市。每個城市必須具有的城市規劃展覽館則成為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城市的一個神殿。通過各種現代化的聲光電、新 媒體手段,將城市運營的宏大效果推向一個高潮。
2008年10月,隨著世界范圍內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各地的房地產市場由此遭來重挫。城市政府稅收銳減,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運動暫時告一段落這是1998年到2008年這十年之間中國的城市化運動。
下面我想講一下中國當代城市化運動的特點和反思。中國當代城市化建設是從一個危機開始,到另一個危機開始。之所以被稱為一場運動,是因為它具有 非常鮮明的政府主導的特征,但由于這場運動屬于典型、激發性的反映,絕大多數中國城市在思想意識、政治體制、經濟模式、社會組織、文化藝術等諸多領域,說 明了現代化進程都缺乏一定的經驗。由此導致了中國城市化建設過程中也遺留了一些不足。
第一,就是中國缺失的文化。社會參與和協會協商的缺失是這場運動中的不足。在這期間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掃蕩,這場社會掃蕩就是非政府的民間 組織都難以得到幸存,即使幸存下來的也缺乏根政府進行駁議的東西。長期以來,大政府、小社會是中國社會典型的一個資源組織形式。這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系下 還可以免為生存。它的社會資源組織仍然采取了大政府、小社會的組織方式?,F代化進程不僅沒有進行社會的建,從而令中國的社會形態趨向于一個更加靈活的狀 態。
城市的社會生態系統長期處在一個不健全的狀態。社會的參與在城市化當中的缺失,導致了中國當代城市出現了顯著的區隔化傾向。大多數中國當代城市好象被抽離了肉的三明治蛋糕一樣,它只是有權力空間和資本空間,沒有社會空間。
在社會這個組織沒有參與到駁議的情況下,城市空間被權力和資本割據,沒有容納社會。在中國的城市空間里面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因為這種空間不是子高無上的,就是資本所盤踞的社會空間。實際上這些自由空間在中國的城市空間中是缺乏的。
社會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間缺乏自己的概念性,因為沒有自己的社會性。而本來聲稱要為社會公共利益負責的城市政府,他們往往在某種情況選擇了犧牲公共利益,而滿足一個城市的經濟追求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追求。
城市的價值目標,也就是城市政府所推動的一個城市化價值目標,它主要被定為于拉動經濟。實際沒有社會的建設內容在其中。中國城市由此就公司化, 城市公司化,是1998年以來中國城市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城市政府成為經營城市開發的一個董事會,城市的市委書記往往變成董事會的董事。
對于城市政府的這樣一個開發,既缺乏一個完善的法律制約,也沒有社會的有效監管,所以必然會走向一個失衡的發展。失去平衡的根本原因,源于缺乏對一個政府的制衡機制。在政府之外的任何其他利益群體,在這場城市化運動中都基本失去了討價還價的能力,無法參與城市化進程。
這種高度壟斷的計劃空間配置和毫無制衡的開發商,希望了全世界最惡劣的房地產市場。城市政府在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不到2%。同時,即使在政府對保障性住房投放的情況下,過去一段時間各地政府還會拖延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時間,以便于為房地產市場開發讓步。
中國當代城市化進程,并非我們經濟上的一個跨越和改進。一部分人在城市化進程中的駁議是以其他人的利益受損為代價的。正常地在一個經濟體增長的情況下,是以沒有任何利益的受損為基本前提的,也就是說大家是共同獲益的。
這種惡劣的城市化,變成一部分群體對另一部分群體的隱性掠奪。
這種掠奪分為三種掠奪,第一,城市對鄉村的掠奪,這樣就造成了城鄉的二元對比。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是以犧牲大部分農業利益來獲取城市的高速 發展。這樣一個城市對農村的掠奪在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達到了一個高潮。這些農民進入城市體系之后,我們看到在十年間中國的人口增長了2.3億左右,大部 分都是農村人口。這部分人口進入城市后必將淪為城市的底層人民,他沒有在城市中謀生的途徑。
第二個掠奪,是城市中富人對窮人的掠奪。在城市中,富人獲取了基本的資本之后,通過城市空間和資本的轉換以及資本運營能力,在城市空間攫取了最好的發展資源。在城市空間發展過程中,這個城市分化越來越劇烈,也就是說,富人膨富,窮人膨窮。這種情況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第三個掠奪,就是政府對民眾的掠奪。中國城市,政府具有一個絕對的壟斷力量,理論上中國所有的土地都屬于政府所有。這個城市化的結果,將此前在 中國城市中局部的、隱性的矛盾從空間化的結構,變成了一個非常顯性的情況?,F在的貧民居住空間也變成了更加純凈化,貧富混雜在中國城市里已經不可能被看 到。
這就是十年中國城市化給中國社會結構帶來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結果。在城市空間結構中變成了一個赤裸裸的利益群體的區隔。
第三,是一個粗放的城市化。三十年以來,中國的基本國策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十年以來,中國城市化是以拉動內需,更加快速推動中心的發展。而這 樣城市化進程就必然是一個運動的城市化和被安居的城市化。什么叫運動的城市化?就是將城市所有的居民視為經濟要素,而不是社會要素。城市化的根本目標是讓 人作為經濟要素動起來,而不是住下去。
中國的城市化運動最大的貢獻其實不是城市,而是運動。中國通過城市化的運動,通過在城市中的大拆、大建或者強制拆遷,讓城市中的居民在城市中徹 底地運動起來,并且他們需要付出。幾乎一生所積攢的財富為這種“動起來”付出了代價,正是這樣大量財富的聚集在導致了中國這幾年來如此高速的發展,也成為 了中國城市發展最重要的來源。
對于這樣的價值目標來說,中國城市化的粗糙是必然的。因為只有這種粗糙才創造出了不斷變革和更新的機會。才為可持續的經濟留下了可能的空間。中國城市被當做經濟要素的載體來經營,而不是當做棲居的場所來經營,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還有另外一個最根本的原因,跟政府有很大的關系。我們在座有很多國外的朋友,對中國政府這樣一個城市化目標可能缺乏一個了解。在中國政府這樣一 個城市價值化的考量里面,“變”是唯一不變的主題。最根本的原因,幾乎每一個中國政府都屬于臨時政府,因為每一個政府在任時間非常短,他在三年的時間內必 須讓城市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至少跟他接前任的時候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這些都是一些臨時的行為。
中國開發商也是這樣,因為中國的住宅土地只有70年時間,商業有50到60年的時間。它沒有對城市土地的所有權,只有使用權。所有的決策都跟自 己的長期利益沒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真正城市的使用者和居住者,對城市環境沒有決策能力和溢價能力。無論是市長還是規劃局長,還是政府官員,還是開發商,他 們都是在城市中攫取一個短期的利益,并沒有長期地在城市中扎根。這樣一個結果就導致了中國城市化是一個粗放的城市化。
第四,是扁平的城市化??梢哉f城市規劃是中國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在中國絕大多數政策已經放開的情況下,只有城市規劃土地還是延續著計劃經 濟的方式來延續著。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無論他幻想怎樣一個令人神往的城市圖景,對城市不可描繪的大量細節性的描繪,實際上被排除在城市規劃之外的。在城 市越強調城市規劃的地方,這個城市就越乏味。因為這個城市的多樣性和復雜度是沒有的。
中國城市規劃這樣一個思想資源,實際上由于在此前對于城市理論和城市認識方面的缺失,它是非常不足的。所以它來源于三個烏托邦。第一,來自于中 國古代的禮儀。第二個烏托邦,它把權力和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又以帝國的形式來表現。第三個烏托邦來自于對現代生活的想象。這三個托邦結合在一起,注定它 只能是一種飄浮的形態,而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真正的魅力所在。
在不發達地區的城市,這樣城市的烏托邦是以造價為目的的。我們通??吹胶芏喑鞘邪阉械腻X投在主要街道,在主要街道蓋起一個三層樓的虛假面貌,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是屢見不鮮的。
第三,我談一下對中國再城市進程的批判性。在今年二三月后,由于中央政府四萬億投入的推動,中國的城市化運動又開始起步。我們看到單純地通過依托投資加大城市化進程,但我們來看它不能像1998年那樣收到一個成效。這樣一個困境導致了中國城市化投資不再是一個線型增長。
這樣一個困境最主要表現在資源困境上。在中國要保證18億畝耕地這樣一個紅線不變的情況下,可供中國進行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土地資源已經是嚴重稀 缺。在這種土地資源和空間資源的稀缺,導致了各種環境資源尤其是水資源的高度稀缺。以北京市為例,北京的空間資源最多可以支撐180萬人口左右。但從 2008年有關信息了解北京實際的人口已經達到了170萬。在未來十年內,北京市的人口規模我個人預計可能會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增長,這種增長也許會超過 3000萬。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環境資源完全跟我們的人口速度相脫節。在一次性城市運動中,導致了城市不同的利益族群,他們之間的區隔已經變得表象化 了,形成了一種結構化的社會對抗。這種對抗非常明顯,不僅是空間的區隔,還導致了社會族群的分裂。在中國仇富意識如此之高,跟過去十年來對貧民肆無忌憚的 掠奪是息息相關的。
隨著人權意識在社會中的覺醒,以往大拆大建的手段在城市中基本失效。我們看到從2007年開始中國出現了所謂“最牛釘子戶”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市場是失效的。
在今年上半年,全國的房價達到4300元左右。前不久統計中國住宅總價已經超過了90萬億,達到了中國GDP比例的三倍。這個比例是一個非常驚 人的比例。在日本泡沫經濟最嚴重的情況下,日本全國住宅價值總量才是GDP的兩倍。這種線性增長,通過對未來城市土地的預期,來進行這種城市開發的模式必 然是失效的。
我們已經看到從今年初以來,城市化運動又開始了。我把它定義為“再城市發展運動”。這個軌道將怎么樣?是必然建立在對此前十年中國城市化運動所造成的結果和表現出來問題的批判的基礎上。
在目前來看,中國城市化運動勢必為政府所主導,但是需要改變的是這種既定的城市化模式。
在此我提出四點展望。
第一,社會重建。實際上中國城市化于社會城市化是嚴重脫節的。針對社會組織的缺失,中國城市有一個非常好的途徑,也就是從社區建筑開始,讓社區這樣一個基本的單元重新擔負起連接民眾和政府之間的一個橋梁。
第二,是空間再造。要大量、大規模地提高社會福利性的空間。這個空間不僅是保障性住房,而是針對個體的空間投放。這樣的建設可以有利地緩沖結構化的空間矛盾。
第三,要重新思考并確定城市的目標,把城市從單純的經濟發動機的位置給它擴展開來。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城市都提出了宜居的口號,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宜居城市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面。
第四,在城市規模這種大拆大建失效的情況下,要適度開放對環境的自主權。
以上觀點就是我對中國城市化運動的一個批判性闡述。謝謝!
主持人史建:非常感謝周榕教授的講話!
周榕:社會組織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一是作為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利益群體,收留無家可歸的人。其他的社會組 織,比如慈善機構在中國是沒有相應的空間的。這種社會組織的缺失就導致了中國城市不論用什么樣的方法去做,它還是一個單薄的、扁平的形式。在技術層面,我 本人探討的問題就是非規劃,不是用一個城市規劃的方法來主導城市的建筑,而是分散到一個不同的視點。而是用一種多元的規劃切分成多個小空間。我覺得根本性 的改變只有等到社會組織的高漲和社會組織的籌建。謝謝!
主持人史建:這種介紹中可能有一個很隱約的擔心在里面,周榕教授對城市化發展提出了很多個人見解。我覺得中 國城市發展這些問題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特別是我們做的一些城市實踐對我們都有所借鑒。是不是我們現在的規劃師,我們的建筑師需要跟我們主導城市發展的市 長、書記在一定層面上進行溝通。我一直有個愿望,作為一個城市的空間發展設計者,我希望大家可以從更高的層面上思考問題。
Mannel HERE ETH:您剛才說的很對,只有有一定的媒介才能吸引公眾的興趣。因為大家談到城市 規劃的時候都會認為它是很抽象,很無聊的。如何培養這種興趣,如何培養人們的這種意識,讓大家認識到城市規劃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 如果大家有了這方面的意識,就能夠看到城市規劃中的問題,大家就會有這種精力來促進城市的規劃。瑞士有一種文化是一個直接的、民主的政府與群眾之間的交 流。
這種直接的民主,在瑞士是很獨特的。中國的做法是不同的,它的社會情況也是不一樣的。我們應該提高大家對城市規劃的意識,當然民主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提問:我有一個問題問周先生,作為一個外國人來講,我們對中國的城市化是有懷疑的,因為這個城市的變化太快了,太極端了。中國城市化是非??斓?,快已經不足以說明問題了,而是“極快”。這種變化的速度,中國是怎么看的?
周榕:謝謝您的提問!剛才提到這個問題,中國城市化速度如此之快,國外任由怎樣的反應。作為城市發展快有著 它根本的原因,因為中國這十年來的城市化運動,我個人認為它是一種“倒果為因”的發展結果。它會是一個有邏輯、有步驟的進程。中國的城市化運動,既然是一 個運動,城市化本身就成為城市化的一個動力。
為什么這么講?因為他們把城市化變成了一個經濟發展的指標。城市只是生產的一個中介而已。在中國做生意的人講,有一句話叫“貨如輪轉”。每一個 城市政府實際上是拿城市來做生意,它并不想把城市變成一個長期的適于人居的環境。政府給他經營的時間只有三年,他必須在三年時間做更大的事。
對國外人來說,很大的矛盾就在于大家價值觀的不同。很多國外建筑師是從藝術的角度,可能我在整個歷史中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但中國政府不是這么考 慮的,他是用三年的時間標識來考慮問題的。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理念一定是價值在速度之后。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外國建筑師在中國應該學會如何以更夸張的形 態來呈現一個建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