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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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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多數人共同富起來，是重慶目前的理想。“共富12條”已經勾畫出一幅藍圖。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重慶報道
10月末，在重慶，央視《對話》欄目采訪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現場。該市云陽縣的農民劉富貴手拿兩個大柑橘，直奔黃奇帆，把柑橘送給他，“感謝政府”。該情節并非提前設計，送的人很激動，收的人也很激動。
劉富貴是重慶大山區里種柑橘的農民，去年種柑橘增收了8000元。他將這份增收的喜悅歸功于重慶市政府去年推出的300萬農戶“萬元增收”計 劃。該計劃要求，通過充分利用土地空間，搞活林業經濟，使每個農民家庭三年增加一萬塊以上收入。而且要求95%以上的農戶戶戶增收，拒絕“被平均增長”。
這只是龐大的重慶共富計劃中的一個小小插曲。在《對話》的現場，黃奇帆詳細講述了一場發生于中國西部最大城市最大規模的收入分配改革。他曾對媒體說：在重慶當市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為可以不斷地在改變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都是國家的大事情。
“再不分蛋糕，就傷感情了”
這些大事情現在被濃縮成了《關于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決定》(簡稱“共富12條”)。“共富12條”明確提出：將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
其實之前的重慶市“十二五”規劃中早已提出：確保把基尼系數降到0.35左右，并使50萬絕對貧困人口基本脫貧，到2015年實現全面小康。這比中央確定的時間表足足提前了5年。而且，他們不要“少數人富、大多數人窮，被平均出來的小康”。
重慶的現實是：各項經濟社會指標均落后于全國；共有14個國家重點貧困區縣，貧困人口達113萬；大量的下崗工人和涌入城市的農民，構成了城市貧民階層。而且，城鄉差距極為明顯。
富起來，并且是大多數人共同富起來，是這座城市現在提出來的理想。然而，在這個算不上發達的西部城市，可能嗎？
這一決策的設計者、重慶市市委書記薄熙來這樣回應社會上的質疑：這對重慶的的確確是很大的考驗。但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這一步又非走不可，而且早抓比晚抓要主動得多。
毫無意外，在中國基尼系數高達0.49的社會現實之下，重慶方面很快占領了輿論的上風。
“如果我們的GDP年年在增長，但大家的收入都沒有增長，老百姓的分配占GDP的比重越來越低，最終會出現政府的稅收很多，企業利潤很多，而老百姓的收入不高，內需會出問題的。”黃奇帆表達了他的擔憂。這顯然也是整個社會的擔憂。
薄熙來呼吁，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不能等、不能拖，越往后，解決起來就越難，成本就越高，付出的代價也會越大。“真要出現兩極分化，再想平衡，就非常困難了，就會傷害感情了。”
根據黃奇帆的分析，中國收入分配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一是城鄉之間有歧視，農民工在城市里的崗位工資低；第二，在城市群體中行業差距很大，高達幾 十倍的差距；第三，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的稅賦之間，切蛋糕不夠合理。“二次分配里面，該多交的沒有多交，而低收入階層交得不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 分配是不公的，為什么不讓富人多交一點呢？”
這位市長認為，在關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當中，還有許多不合理的部分需要修改。例如，重慶設計了對富裕群體的別墅、高級公寓收房產稅，以遏制高房價、高檔房的無度發展。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趙萬一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時總結，“重慶模式”的真正價值在于，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維護起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在重慶市政府的政策選擇中，公平獲得了排序優先。”這當然贏得了來自社會底層的大多數掌聲。
某種程度上，“重慶模式”或可視為30多年改革發展模式外的另一種新選擇，即“不必等到先把蛋糕做大再分好”。薄熙來還進一步論證了，分好“蛋糕”并不妨礙做大“蛋糕”。
重慶方面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過去連續3年重慶GDP增速保持在15%以上，2010年居全國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財政收入5年翻兩番。 2008年，重慶引進的外資達27億美元，2009年為40億美元，2010年高達63億美元，今年至今又增長了70%，增長率全國第一。黃奇帆預計今年 能達到100億美元，在中西部名列前茅。
讓農民富起來是最核心問題
在重慶的整個“共富”頂層設計中，縮小城鄉差距成為了最核心的問題。“城鄉差距的問題解決好了，基尼系數就縮小了60%。”黃奇帆說。他們預計將城鄉差距從現在的3.3：1，縮小到2.5：1。這當然不容易。
改革開放30多年，大約有兩億多農民到城市里打工，沒有城市戶口，不能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保障待遇。
“這很不公平。”黃奇帆坦言，一般談到農民工的戶籍制度改革，都說會有代價。一個人進城，意味著學校、醫院、道路等各項公共資源費用的增加，政 府需要一大筆錢。“當領導的人看到這個數字頭腦會發脹的，脹了以后不敢做事了。但這個事情在全世界都發生了。全世界城市化的過程就是農村居民減少轉化為城 市居民的過程。全世界都走得通，為什么我們走不通？”
他的言下之意是，這個問題在重慶走通了。根據黃奇帆的介紹，至今年年底，在重慶工作三年以上的重慶農村戶籍人口大約有300多萬人自愿轉成了城 鎮戶口，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養老“五個保障”一步到位，與城市居民同等待遇。重慶市建設的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配租給農民工的比例達到了 40%～50%。
但農民的問題遠不止于此。
“中國農民最大的問題還是收入來源太單一，財產性收入只占全年收入的3%。”在黃奇帆看來，缺少財產性收入，這是中國農民貧窮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重慶的制度安排中，地票收入和質押融資未來將成為重慶農民重要的財產性收入。
與戶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地票”制度，將進城農民的宅基地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形成城鄉建設用地掛鉤指標憑證，即“地票”。地票可在 土地交易所公開拍賣，需要建設用地指標的主體，均可在政府制定的交易基準價格基礎上參與競購。地票拍出后，即可增加等量城鎮建設用地，拍賣所得，85%給 農民，15%歸集體組織。重慶目前已經運行了8萬畝地票，平均一畝地票20萬。房產商的資金轉到了農民的戶頭上。
這一制度的微妙之處在于與城鄉建設性的土地增減掛鉤：一是宏觀上使這個區域增加建設用地，整體的耕地不會減少；二是使500公里、1000公里遠的農村能夠分享大城市近郊的級差地租。
重慶方面認為這是“大城市反哺大農村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當然，外界也曾提出了“土地”換“戶口”的質疑。
另一項財產性收入是融資質押。
“中國55萬億的銀行貸款，但貸給9億農民家庭的貸款，僅1000億，當然給農村的集體組織、鄉鎮企業的貸款有一定的量，但給農民個人的貸款很少，而4億城市居民的家庭貸款超過5萬億。”黃奇帆認為，農民缺少了融通產生的資產性收入，這是貧窮的重要原因之一。
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都是集體所有，農民僅有使用權，無權拿給銀行做質押，不能質押就沒有融資能力。
重慶的做法是將三塊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量化，例如，宅基地如果量化成100塊錢，其中80塊錢歸使用權人。這樣，銀行即可根據農民三塊地的使用權予以質押，發放貸款。至今年年底，重慶農村的農民家庭融資超過100億。
“中國的農民都是量入而出的，無論是拿銀行的錢還是政府的錢都會非常小心。事實上，中國的老百姓，個人貸款的壞賬率比國有、民營企業貸款的壞賬 率要低。”但萬一出現了壞賬，重慶市政府也考慮了一個很合理的措施：政府的擔保公司承擔1/3，銀行承擔1/3，還有1/3由老百姓的質押物來賠償。
重慶執政者的想法是，不僅是讓重慶人盡快脫貧，而是盡快富起來。扶持草根經濟，是一種更務實的選擇。
重慶市政府出臺了微型企業的幫扶政策：自己出資10萬元，帶7～8個人形成一個微型企業，重慶市政府給5萬補助，銀行給15萬貸款，再免稅15萬。僅一年，就辦了4萬個微型企業，帶動了30萬人就業。
“微型企業需要解決的是資本金，起步的時候，政府應該扶它一把；個體戶需要的是一個活動空間，在馬路上擺一個攤位，市政不要把它掃掉。”對待草根經濟，重慶官方的態度相當寬容。
國企每年利潤30%要上交財政
然而，若真要實現“共富12條”所確定的目標，整個資金投入大約需要1.1萬億，這是一個龐大的數目。錢從哪兒來？
專門研究重慶模式的學者崔之元曾撰文分析了重慶巨額民生支出的資金來源：一是國資增值，二是地票交易。
在過去的幾年，重慶市政府儲備了大量的土地資源。這為重慶國資“八大投”的運營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所謂“八大投”，指的是分擔重慶市基礎設施 等社會公共事業投資運營的八家國有企業。這是重慶交通、水務、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設等領域的八個主要投融資平臺。具體運作模式是，政府先向“八大投” 劃撥儲備土地，“八大投”則以土地作抵押向銀行貸款，再等土地增值，拍賣賺到的錢用來歸還銀行貸款。
以“八大投”為首的重慶市國有經濟規模從2002年的1700億增加到目前的1.5萬億，總量居全國第四。按重慶市政府的制度安排，國有企業的利潤每年要上交30%。過去5年，重慶市國有企業每年上交利潤大約在15%到20%左右，在全國是交得最多的。
“國有企業的收入不是給國有企業的經理唱卡拉OK，虧了讓財政補窟窿，盈利了就變成他們內循環，這個不行。全世界股市的基本原理是，上市公司必 須每年拿30%左右的利潤分紅給股民，我們國有企業當然不能給全民分錢，但把這個錢交出來給政府進行公共服務，是義不容辭的。”黃奇帆說。
上交的利潤成為財政公共預算。“重慶這幾年有一個比例高于全國，就是預算內財政的50%以上用于民生，全國這個比例一般在30%左右。我們為什 么能到50%呢？”這位市長解釋，因為國有企業交了利潤，用于基礎設施的投資。否則，政府必須拿預算內財政去投入，民生方面的投入自然減少。
在他看來，國有企業雖然低效，但不會造成兩極分化，其內在機理是縮小貧富差距。“重慶把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作為實現共富的一個戰略措施。”
政府為主導，龐大的國資為后盾，被認為是“重慶模式”的重要特征。但這也被認為沒有多少可復制性，因為除了需要龐大的土地資源儲備外，還需要強勢的政治影響力，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資源的大政府管理機制。
基尼系數
是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按照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基尼系數低于0.2，收入絕對平均；0.2-0.3，收入比 較平均；0.3-0.4，收入相對合理；0.4-0.5，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收入差距懸殊。中國基尼系數目前高達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