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1日,針對社科院發表藍皮書指出2011年我國城市人口將首超農村人口一點,提出必須讓城市獨享的福利能夠有一天惠及全民,使得城鄉實現權利上的平等。應該說,這既表達了我們共同的現實期待,同時也是歷史留給中國發展的基本任務。
不過,在談論這一宏觀目標之前,一如社論在起初就提到的,有必要對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做一個梳理。筆者認為,僅僅梳理恐怕還不夠,更需要一種全面、深入的反思歷程。
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一維,在市場經濟、工業化以及政府本身的共同助推下,中國的城市化率從新中國成立時的10 .64%上升到了如今的50%。但綜觀近60年來的城市化歷程,除了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這一段之外,整個農村在國家的發展戰略上始終處于一種邊 緣化的地位,農村的狀況一直極為令人憂心。
目前的狀況是,城市化在向我們炫耀現代化的偉大成就的同時,留守在農村的老人、婦女、兒童也在向我們展示農村凋零后的情景,此二者互為鏡像,共同訴 說著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數不清的故事。但顯然,城市化不應該以遺棄農村為代價。城市化固然會造成人口大規模流向城市,以及社會的生產中心轉向城市,但是這并 不能等同于默認社會的資源分配、社會建設也以城市為中心。
農村的人群可以逐步稀少,規模可以日趨變窄,但是農村的生機與活力不應該就此消逝。相反,由于生產中心的轉移,勞動力大量流入城市,導致農村的人口 結構失衡,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層面,更應該注重對于農村社會的建設與投入。盡管這一問題的嚴峻性2004年之后得到了一定的重視,在“建設新農村”的口號之 下,在醫保、社保等基礎福利上,農村居民得到了部分改善,但從各個方面來看,整個農村的空心化依然嚴重。
在中國問題的語境中,我們可以輕易發現發展與權力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即權力越集中的地方往往資源越密集,發展程度也越高。這一模式實際上源于戰爭時 期的資源動員模式,并在隨后的經濟社會建設中得到沿用,典型的表現為由權力動員各種資源,集中應對某一目標,城市化進程亦是如此。這種發展模式直接導致了 大城市的過度擴張與農村的迅速凋零,同時也引發了圍繞土地問題展開的各種爭端、沖突。
這樣一種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必須得到修正,否則,在可預見的未來,農村利益的不斷流失必將越發導致基層治理的乏力與農村秩序的混亂。因此,也可以這樣說,讓農村社會保持活力,不僅僅是應然層面的權利要求,也是實然層面對城市化成果的一種鞏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