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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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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現十幾個人口比現在的北京大一倍的都市以及另外十幾個人口大5倍的都市群，那將是一種什么局面？要知道，這些超級大都市，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沿海狹窄的地區。對付這樣的生態挑戰，在人類歷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
沒有這種人的轉變，城市化本身并不能創造出有競爭力的現代經濟。遺憾的是，中國的教育體系，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中的使命。
在最近舉行的第五屆中國人居環境高峰論壇上，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學者王涌彬預測：中國城鎮人口將在2010年首次超過總人口一半；到2020年，城鎮人口約有6成；到2030年約占7成。他同時指出，中國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突出的背景下步入城市國家行列，城鄉差距將越來越大。再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截至2008年年末，中國城鎮人口已突破6億大關，達6.07億人，城鎮化率為45.7%。
國外一些權威機構也大體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國際咨詢公司麥肯錫環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簡稱MGI)2008年曾發表了更為遠觀的預測：中國的城市人口將從2005年的5.72億增加到2025年的9.26億。到203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突破10億。這意味著在未來20年內，中國的城市人口將增加3.5億。這個數字高于目前美國的總人口，而且大多數來源于農村的移民。有人稱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移民。
超級城市
這樣急速的城市化，自然是發展的表現。在人類歷史上，城市化高的地區一般總比城市化低的地區更發達些。不過，高速城市化很容易帶來巨大的城市病，使整個社會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果在城市化初期不進行相應的準備，則差之毫厘、繆以千里。一旦城市化進入成熟期，城市也就病入膏肓，再難治理。
麥肯錫給中國的建議是：走集中型的城市化道路。這一模式要求中國發展出15個平均人口在2500萬的超級城市，以及11個各擁有6000萬左右人口的城市群。這些城市的人口加起來，就達到了10億。如果走分散式發展道路，城市人口則將主要散居在若干150萬至50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或大量50萬至150萬人口的小城市。如果城市平均人口以200萬計，則需要500個城市才能容納10億城市居民。這更接近于中國城市的現行模式。麥肯錫認為，比起現有的分散性城市模式來，集中型的城市化所創造的人均GDP要多出20%，同時提高能源效率，抑制對農地的侵占。城市化集中，也意味著市場集中，人才集中，有利于發揮規模優勢和資訊的流通。
麥肯錫所建議的模式，自有成功的先例。比如戰后日本經歷了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所沒有的高速城市化過程，如今只有5%的人口居住在農村，絕大部分城市人口又集中在太平洋[14.69 -6.01%]沿岸本州島的大都市中。首都東京地區的人口高達1300萬，是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如果把郊區和東京港口城市橫濱地區算入，這一地區的人口就達到3500萬，即全國人口的27%，成為世界最大的都市區。而第二大都市群大阪-神戶-京都地區，人口也超過1800萬。這兩大都市群，就裝下了這一世界第十大人口國家的41%的居民。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帶來了“過疏過密”的問題(即城市發展過于密集，農村的年輕勞動力大量流失，使鄉間過于稀松)，但是其優勢毋庸置疑：日本的人口密度遠高于中國，但是，日本保持著大片一塵不染的荒野，乃至定居北海道這種偏遠地區的公民竟能從政府那里得到白送的土地。這在中國是不能想象的。日本的能源效率也是世界一流。在大多數都市之間，都可以通過新干線一日往返。我就曾經見到一位東京的大學教授跑到大阪開學術會議，一大早出門，晚上就趕回來，對第二天的工作毫無影響。這樣自然促進了城市之間的信息流通和技術交流。統一的大市場也容易形成。
以報業為論，《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等，發行量超過千萬。而人口為日本2.3倍的美國，發行量上200萬的僅有《今日美國》和《華爾街日報》兩份。《紐約時報》僅發行100萬份，還不及日本大報的十分之一。這當然和日本都市密集、人口密集有關。同時，僅占總人口5%的農民，在戰后大部分時間為全日本提供了40%以上的食品(在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統計以來，日本農民供應的食品只有兩次低于全國食品需求的40%)，其農業效率也可見一斑。
中國瓶頸
但是，這種麥肯錫所鼓吹的城市化模式，在生態與人兩方面都對中國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而目前中國社會對此并沒有做好準備。
10億的城市人口，十幾個20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再加十幾個6000萬人口的都市群，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社會。目前對于城市規模的界定因為城市邊界的模糊而眾說紛紜。我們不妨以兩種標準看一下目前世界最大的城市。如果嚴格地限于城市本身，世界最大人口的城市排名為孟買(將近1400萬人)、上海(1380多萬)、卡拉奇(將近1300萬)、德里(1200多萬)、伊斯坦布爾(1130多萬)、圣保羅(1100多萬)、莫斯科和首爾(1050萬上下)、北京(1000萬出頭)、墨西哥城和東京(將近900萬)。如果以計入郊區人口的大都市區統計，則排名變為：東京(3200多萬)、首爾和墨西哥城(2050萬上下)、紐約(將近2000萬)、孟買(1900多萬)、雅加達和圣保羅(近1900萬)、德里(1860萬)、大阪-神戶-京都地區(1730多萬)、上海(1660多萬)。可見，即使以包括郊區人口的大都市區的概念界定，目前世界上人口突破2500萬的都市僅有東京一個。人口6000萬的都市群還沒有出現。
如今北京地區的人口僅1200多萬，土地、飲用水、環境等等方面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出現十幾個人口比現在的北京大一倍的都市以及另外十幾個人口大5倍的都市群，那將是一種什么局面？要知道，這些超級大都市，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沿海狹窄的地區。對付這樣的生態挑戰，在人類歷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
這種大都市生存的生態環境，必須建立在小房、公共交通、節能和低污染的前提下。目前世界唯一人口超過2500萬的大都市區東京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樣板。我們一家三口在1999年~2000年期間住在橫濱一套大約60平方米的公寓中。每次日本客人來，幾乎一進門就說：“你們家真大呀！”一家三口住50平方米，在這個大都市區是常規。如今中國的人均GDP按購買力計算大致為日本的1/6，按美元面值計算還不及日本的1/10。但是，一家三口60來平方米的住房標準，在許多日本人看來有些奢侈，在中國則低于大部分經濟適用房的標準。
房子大，照明、供熱、制冷等日常消耗的能源就大大提高，同時也使人口密度降低，延長了交通路線。私家車的發展戰略則更是火上澆油，不僅提高了能源消耗和空氣污染程度，而且使公路體系超載，不斷擴大的路面日益侵占城市用地。相比之下，在東京橫濱地區，公共交通是如此方便，即使有車的家庭也很少用車。這一地區的空氣指數也比中國的大城市好得多。我們不妨想一下，如果照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走下去，北京人口擴大一倍，在生態上是否還能維持？長江以北能維持幾個人口超過2500萬的大都市？要知道，集中的模式，是對環境沖擊最小、對能源利用最有效率的城市化過程。這一過程，要求的是集約化的發展。而中國目前的政策，仍然鼓勵人們買大房子、開車，模仿的是美國式的粗放型模式。這樣的模式，在未來幾年就會挑戰中國在環境和能源上的極限。
人，則是城市化的另一個面向。城市化意味著人的變化、生活方式的變化。英國工業革命初期，大量進入工業都市的農民不適應現代大工廠的紀律和城市的生活節奏，大量流落街頭，甚至成為罪犯。在日本，你至今還能見到西裝革履的公司職員在大街上小便。想想也不難理解：日本在戰后急劇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公司經常把一個村子所有的高中生連鍋端進城里，變為自己的雇員。許多鄉村地頭前近代的習慣，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內改變。在中國，進城不久的農民有時會順手從陽臺上傾倒垃圾，從事家政服務的人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不分。從農村到城市，生活習慣和工作方式的轉型是巨大的，更不用說適應升級的新產業了。這就需要一整套教育體系，把缺乏都市經驗的農民訓練成現代企業的勞工。沒有這種人的轉變，城市化本身并不能創造出有競爭力的現代經濟。遺憾的是，中國的教育體系，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中的使命。大學里的農民學生比例日益減少，幾乎沒有針對進城農民的學校，國家對進城農民也無相應的優惠政策。相反，農民工的子弟依然受到種種教育歧視。這樣的發展，如何能夠使中國完成產業升級？
總之，中國的政府和社會，對未來城市化的挑戰還缺乏充分的估計，基本的準備工作幾乎還沒有走上軌道。中國在房子、汽車上花的錢太多，在教育上花的錢太少。這將構成中國城市化的瓶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