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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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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甘肅正寧到江蘇豐縣，接連發生的“校車事故”震痛國人。在當下《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向全國征求意見中，官方和民間紛紛獻言獻策。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拯救校車”的討論中，解決之道大都框架在“城市思維”的路徑之中。
12月16日，“公安部要求以最高路權為校車提供保障服務”的新聞不約而同地成為各大新聞網站的頭條新聞，“最高路權”無可爭議地成為當日“新聞眼”。事實上，“最高路權”就是解決校車問題典型的“城市思維”。
縱觀校車事故發生地，不難發現大多數事故悲劇發生在農村。數據顯示，近5年來，校車事故死亡學生中的74%為農村學生，而最近被媒體廣為關注的 甘肅正寧、江蘇豐縣校車事故，也都發生在農村。農村有多少公交車又有多少公交專用車道呢？賦予農村校車這方面的路權，顯然沒有太多大實際價值。或者說，針 對目前中國發生校車事故的實際，大書特書“校車路權”問題，這只是城市人放大了“校車路權”的重要性而已。“拯救校車”，自然要追問校車事故發生的根源所 在，“撤點并校”無疑是重要因素；“撤點并校”是如何進行下去的，這無非又是城市人根據自己的認識、忽視農村現狀制定出來的政策。從這個鏈條探究下去，校 車事故接連發生一定程度上要歸咎于脫離了農村實際制定的政策。不該撤的學校撤掉了，撤了學校又沒有配套的宿舍、校車跟上。而在“拯救校車”中如果過分依仗 城市人討論的所謂“路權”，校車問題能不能徹底解決，實在不敢早下定論。
其實不止是校車問題，放眼當下一些部門和地方在制定政策、發展經濟中，“城市思維”處處可見。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從農村置換土地搞城市建 設，把農民趕上樓房；一些城市追求氣勢恢弘、富麗堂皇的“吉尼斯”大街、廣場，卻鮮有人提及新開發的廣場是否占用了農民的耕地；城市人口開始老齡化了，就 有專家們開始呼吁放開二胎，他們卻看不到農村和城鄉接合部有多少“偷生”的孩子還沒上戶口；城市肉蛋貴了，就會想到補貼農民發展養殖業，鮮有人考慮肉蛋價 格大起大落后對農民的傷害；甚至連高考加分中討論的“特長生”，也與農村考生無緣……
中國當下很多社會問題并不只是城市人的問題。中國是農業大國，很多社會問題發生的源頭依然是在農村。出現中國社會城鄉不同步的局面，不少是由于 城鄉二元化結構所致。如果解決的路徑脫離農村實際、僅僅局限在“城市人”的思維框架里，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會使矛盾越積越多。
一個國家的正義取決于社會權力狀況。在中國沒有完全走向城市化之前，看待中國社會問題時，不妨“謙遜”地收斂一下“城市人”的思維。在真正城市 化到來之前，如果農民的話語權以及對權利訴求的博弈能力得不到根本上改善，如果“城市思維”左右了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那么包括“校車事故”在內的很 多社會問題都不能從根本上得到徹底解決。
社科院近日發布報告稱中國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沒有農民的中國”越走越近。中國城市化進程雖然越來越快，而城市化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 還會在一些地方長期存在。要化解這種不平衡、不協調，防止城鄉出現新的“斷裂”，需要政策制定者多一些國情意識和農村思維，讓農民的權利和權益能在城市化 進程中得以更充分的保障和體現。農村的實際、農民的生活水平不應該成為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盲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