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化與三農困境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時間：2011-12-19 16:09:13
來源：鄉建論壇
一、工業化原始積累是客觀規律
后發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普遍規律是，都有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資本原始積累。如果把中國工業化分為四個階段，則前三個階段都是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和產業形成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洋務運動”。它并非清朝中央政府的發展戰略所推進，而是湘淮系勢力引進軍工設備的地方政府的工業化。第二階段是民國早期民族資本主義內向型積累的時期。它很快遭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危機帶來的輸入性通脹后，使危機向農村轉嫁，摧毀了鄉土社會，引發了農民革命。這兩個階段的工業化，都沒有完成資本原始積累。
第三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基本沒有工業化基礎條件的情況下，原本試圖再度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化。只是由于朝鮮戰爭爆發，改變了東亞地緣政治格局，轉而優先發展重工業。由于這一發展戰略必然具有“資本增密排斥勞動”的內在機制，從而形成城鄉二元對立這一長期化的體制矛盾。
中國和二戰后獨立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早期大都得到外國帶有政治和軍事控制目的的投資。但1957年蘇聯在中國收回旅順軍港后，由于提出的主權要求遭到拒絕而中斷了對中國的后續投資，導致中國1958—1960年被迫改為依靠國內財政維持投資，遂造成嚴重赤字，只好轉為發動群眾、自力更生，以巨大代價繼續“再工業化”。其中包括1960—1965年的五年內，主要依靠農產品低價對蘇出口來償還包括朝鮮戰爭開支在內的蘇聯投資，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的負擔。
在1958年已經出現資本極度稀缺的情況下，接續工業化的一個制度安排是人民公社，即集中過剩的勞動力資源投入國家基本建設，以此彌補資本不足。另一個制度安排是統購統銷政策，用工農業剪刀差來為工業化投資積累資金。由于集體化和統購統銷都不是為了發展農業而設立的，必然在農業經濟上缺乏效率。這種依靠高度組織化、形成社會資本投入、完成工業原始積累的方式，體現了中國特色的“比較制度優勢”。改革后出現的“蘇南”、“膠東”模式是“社區內部化的產業資本原始積累”模式，進一步證明了這種制度在農村工業化中的作用。
二、完成原始積累后的產業擴張——第四次工業化
中國工業化的第四個階段，實質是以地方工業化為主的產業資本擴張。此前由于走自力更生道路，大量投資三線建設，造成工業結構和人民生活都出現了新的矛盾。毛澤東逝世后，城市的就業危機已不可能再用“上山下鄉”的辦法向農村轉嫁，相反，還需要對農村實行休養生息政策，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這使財政負擔愈益沉重，不得不將支農包袱甩掉，不再維持負債累累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于是，全國普遍實行大包干，國家在大幅度減少用于農村的財政和資金的同時，將土地和勞動力要素也歸還給農民，并在支農資金的安排上給農民為主的社隊企業一部分平價資金；同時要求集體企業列支本來歸財政承擔的農村行政、社會、福利和支農等負擔。
農民在取得土地、勞動力、資金要素后，一是發展了農業，二是調整了經濟結構，三是搞了鄉鎮企業和城鎮化。因此，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農村經濟增長帶動內需拉動的科學發展，城鄉差別迅速縮小帶動的社會和諧。20世紀90年代以后之所以大量發生鬧事、游行、破壞等現象，一個原因在于政府政策的城市利益取向過于強硬，促使農業三大要素大量流出農村。
三、中國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社會穩定
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大多是靠貧民窟推進的，其中一個規律是“空間平移、集中貧困”。因此，貧民窟最容易產生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控制，使社會不穩定成為必然趨勢。
過去，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社會矛盾被分散化地滯留在農村。但自從上世紀90年代農業三大要素由農村流向城市后，“三農”問題躍升為現在的“三治”（即村治、鄉治、縣治）問題。其本質在于，農村經濟基礎的復雜矛盾已經演化為上層建筑的不穩定。所有追求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現代化上層建筑相對于小農經濟基礎的治理成本過高而無人支付問題。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理論，對于中國的“三農”和“三治”不具有足夠的解釋力。中國的“三農”問題如果集中爆發，那一定會在城里。
副所長武力主持本次講座。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我所所長朱佳木、副所長張星星和編研人員、部分干部職工，以及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國史系學生參加了本次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