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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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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
陳錫文簡歷
男，祖籍江蘇丹陽，1950年7月10日生于上海。1968年9月下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1982年大學畢業后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1985年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任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所長。1990年7月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部長。1999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兼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其中，1994年至1998年被借調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2000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03年后，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中共第十六、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看待我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光看是7% 、8%還是9%，而要看這個增速依靠的是什么，以及增長過程中內部結構是否合理”，臨近歲末，《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就中國經濟、城鎮化及農業發展中人們的關心的問題，專訪了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
他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如果發展的內部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速度越高，帶來的隱患就越多。如果能使經濟運行走上良性軌道，即使增長速度比原來有所放緩，也是一件好事。
良性的增速更為重要
《財經國家周刊》：您如何看待經濟增長速度？中國需要一個怎樣的經濟增速？
陳錫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總體較強，并不缺乏刺激增長的動力。除了少數年份外，經濟總體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今后一段時期，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有望維持在較高水平。
中國的發展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因為我們每年要解決約1200萬人的新增就業。根據測算，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大致可以帶動80萬—100萬人的就業。如果實際增速低于7%，就會引發就業及多種矛盾。經濟增長保持在8% 9%之間是必要的，同時要按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科學把握發展規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擴大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具有很強的帶動作用，因此外需市場不能丟，也有較大潛力。目前，我國對美日歐的直接出口占出口總額的50％以上，確實容易引發貿易糾紛。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進一步擴大對這幾大經濟體出口的難度在增加。但另一方面，開拓新興市場的潛力很大。2005－2009年，巴西、印度、俄羅斯、非洲的年均進口增幅都在10％以上，大大高于4％的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要緊緊抓住全球需求市場結構快速調整的機遇，積極推進出口市場的多元化。金融危機之后，幾大發達經濟體，比如美國、歐洲、日本，都在回歸加工制造業，將經濟從虛做實。但由于他們的勞動力成本很難下降，因此我國仍有比較明顯的競爭優勢。因此，要繼續穩定和拓展外需，保持我國的出口競爭優勢，并加快培育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競爭力的新優勢，促進出口結構轉型升級。
我國是一個城鄉區域發展很不平衡的國家，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增加投資對改善基礎設施條件、夯實長期發展基礎和帶動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從這些年的經驗來看，投資增速保持在20%左右還是必要的。
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在城鎮化水平快速提高、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我國擴大內需具有廣泛的空間。近年來，我國消費率一直低于50％，擴大消費需求的潛力非常大。
如果能夠在擴大出口、保持合理的投資規模和擴大消費性需求這三個方面都做足文章，我國的經濟發展就能夠取得主動。
《財經國家周刊》：您如何看待經濟增速與結構調整相協調的問題？
陳錫文：看待這個問題，需要有一點歷史縱深感。
帶動經濟增長有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在投資方面，由于我國發展基礎薄弱，大量的基礎設施需要建設，投資就一直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體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長速度，1981-2010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從961.0億元增長到278139.8億元，1982—2010年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1.2％。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的消費也快速增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國處于短缺經濟狀態。只要產品生產出來，就不愁沒有銷路，因此我國消費市場總體保持了高度增長態勢。1979—201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800億元增長到156998.4億元，年均增長速度為15.5％。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國際市場的需求快速增長，因此我國能夠利用成本較低、技術進步較快等方面的優勢，不斷增加出口。1978-2010年，我國貨物出口額從97.5億美元增加到15779.3億美元，增長極為明顯。
但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投資。在本世紀初，國際市場對中國制造業產能的吸納非常強大，所以很多時候根本不用考慮增長方式。但那只是一種短暫的模式，即使沒有金融危機，這一模式也不可能維持。
實際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內部的消費需求本應非常旺盛，增長的結構不應該過分依靠投資與外需。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是一個資本短缺的國家，因此需要調動資本的積極性。但發展到現在階段，盡管在金融危機背景之下，可能部分地區存在流動性短缺，但整體上已經擺脫了資本短缺的狀態。對于資本長期給予過高的報酬，反過來就會抑制勞動力報酬的增長。因此，靠簡單擴大投資的方式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力越來越受到限制。而國民收入在資本、技術、勞動力這幾個要素之間分配不合理，使得居民收入水平明顯偏低，導致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力受到明顯限制。
其次，在出口方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我國出口增長的難度在明顯增加。如果在出口方面打不開新的局面，簡單采取擴大外向型經濟規模的方式將難以為繼。從世界各大經濟體的狀況來看，經濟發展主要還是依靠內需帶動，出口規模占GDP總額很少有超過10％的。對我國這樣一個大的經濟體而言，主要的帶動力應當來自內需。
但我國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基礎和條件還是具備的。關鍵是看待我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光看是7% 、8%還是9%，而要看這個增速依靠的是什么，以及增長過程中內部結構是否合理，是否實現了一個良性的結構。如果內部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速度越高，帶來的隱患就越多。如果能使經濟運行走上良性軌道，即使增長速度比原來有所放緩，也是一件好事。
《財經國家周刊》：在地方層面，促進結構調整似乎缺乏足夠的動力。經濟增速下降一點就會出現各方“叫苦”的聲音，粗放的、簡單的增長已經形成了較強的路徑依賴，從而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阻力重重。這一現狀怎樣才能改變？
陳錫文：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長期以來，各地習慣于通過增加新的產能來促進經濟的增長。在世界經濟發展正常的情況下，新的出口產能的增加會被外需有效吸納，這一模式還可以暫時持續，但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新的投資有多少能夠真正實現效益，形勢已經與過去大為不同。
目前，金融危機還在不斷深化，很多人在擔心歐元體系會不會崩潰，歐債危機已經到了這樣嚴重的地步，但是不少地方卻無動于衷。仍然只是一味招商引資、擴大投資。問題是你擴大的這些產能，打算賣到哪里去？打算賣個什么價錢？很少有人考慮。
我國的地方政府實際上是推動地方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主體，因此他應該對自己的投資行為負責。市場經濟的一大優勢，是每個市場主體都應該獨立面對市場，因此發展活力很強。但市場經濟也有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市場主體必須自我管理、自負盈虧、自我約束。你需要多少投資，需要擴大多少產能，你所面對的市場能夠吸納多少，都應該嚴肅認真考慮。
但現實的情況是，在一些地區，地方政府不對發展的可持續性負責，只是一味簡單地通過增加投資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從而造成極大隱患。投資是需要資金的，在地方對資金使用的過程中，那些能快速拉動地方GDP的工程，包括蓋大樓、建大廣場等，資金都給予優先滿足了。而改善民生所需的資金缺口，卻留在那里。地方政府如此熱衷于GDP增長，造成的風險會很大。
所以，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還有很長、很艱難的路要走。在改革的過程中，一定要讓地方政府切實承擔起對經濟長遠發展的責任，而不是單純的靠拼資源、搞項目。
不要陶醉在城鎮化的數字中
《財經國家周刊》：您如何看待城鎮化率馬上就超50%？
陳錫文：201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非常接近50%，可以說2011年超過50%已經是沒有懸念的事情。這確實是中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大里程碑。但一定要防止盲目樂觀，不要陶醉在這個數字之中。
按照統計局的統計，去年鄉村人口是6.7億，但是按戶籍統計，農業戶籍人口還有9.6億。現在我們統計意義上的城鎮化發展這么快，是把近2.9億農業戶籍人口算在城鎮常住人口里的結果。一些地方城鎮化推進的方式，基本上還是要“地”不要“人”，把農村的地圈進來了，但是真正的城鎮戶籍人口其實沒增加多少，把農民擋在城門之外。所以，單純去看這個數字是不是超過了50%，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如果農民的土地進了城，但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并沒有變成市民，可能會積累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要真正完成這一部分流動人口的市民化進程，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而另一方面，這些進城就業的農民本身的意愿是能夠長期留在城市，不再回農村。但意愿與現實相比，往往是脆弱的。在沒有住房保障、社會保障、就業保障的情況下，他無法在城市扎根，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還不得不回到農村。
這就意味著，雖然他們現在城市就業，但他們在農村的土地、房子都不能放棄，也不能夠拔掉他們在農村的根。
《財經國家周刊》：面對這些突出的矛盾，您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應該怎么走？
陳錫文：首先，我們目前的城市化，更看重的是城市規模的擴張和美化，還沒有考慮到如何有序地把農業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實際上，城鎮化并不是等于叫所有不種地的人都搬到樓里去。而是應該更多的本著就地就近的原則，思考怎么讓農民在當地發展非農產業。
以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為例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城鎮化并不是沒有止境的發展下去，基本上走到75%就到頭了。但在這些發達經濟體中真正的農民，卻都不到5%。這說明，有20%的非農人口是生活在農村。所以城鎮化并不是要一味的擴張城市的規模，然后把沒有土地的農民都弄進城市，城市難以承載這么大壓力。
第二點，是為推進城鎮化所做的“鋪墊”要到位。以亞洲為例，日本、韓國的城鎮化進程都是較為平穩的。為什么中國的城鎮化過程中有很多突出的社會問題？主要是中國的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差距太大。
日本、韓國在推進城鎮化之前，他們的城鄉居民都能享受無差別的政府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人們可以自主選擇留在農村還是進城，具體生活在哪里對他們的社會保障都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最近幾年，我國在這方面的進展非常快。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新農保的推進都很快，到2012年底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就會實現全國范圍的覆蓋。當然現在的保障水平還不高，但是制度建立起來了，將來就能實現城鄉差距的不斷縮小。
第三點，是進入城市的這些人口，如何實現市民待遇。我們調研發現，包括東南亞、東歐的一些國家，他們在城鎮化過程中會對長期在城市打工的人群有一個明確的安置政策。
以泰國為例，一個農民來到曼谷打工，他如果只是來賺錢，將來還計劃回到鄉下，那么他只在勞工局登記就可以了。如果他計劃“移民”曼谷，那么就還需要去社保局登記，需要個人、企業和政府共同繳納社保費。繳費達到8年，就可以獲得曼谷市民待遇。
說到底，我國需要對推進城鎮化進行頂層設計。這些問題越往后拖，引發的矛盾可能就會越尖銳，矛盾也會越集中。所以應該強調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結構要適當科學布局，讓經濟增長重心更多地往中西部地區、往縣和縣以下地區轉移、下沉，以便于農民就地就近轉到非農產業，轉入到城鎮，這樣對農民、對整個城鎮化的成本都會更低一點。要更多地關注中小城市、小城鎮和縣域經濟的發展，推進低成本的城鎮化，不要把矛盾都集中到大中城市去。要穩定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要不斷改善農民工進城以后的公共服務，為他們在城里扎根提供條件。
中國農業并不適合公司化經營 《財經國家周刊》：現在很多資本瞄準農業，希望以公司化經營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陳錫文：最近幾年，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民失地造成的社會問題不斷增加。一方面，城市的不斷擴張侵蝕著農業用地，而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引導下，大公司、大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民的土地從事經營活動的勢頭越來越猛。長期來看，這對糧食穩定生產、穩定農村社會結構和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制度的影響難以預料。 農業的再生產有其特殊性，無論是種植業、養殖業、林業還是水產業，勞動對象都是有生命的，這個特點決定農業生產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生命活動過程。只有讓農業勞動者與勞動對象建立非常緊密的經濟利益關系，農民才可能認認真真地種地。讓農民種自己的地，打自己的糧，這就是改革之所以能夠調動農民積極性、能夠成功的精髓所在。 所以在探索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的過程中，必須順應農業本身的發展規律，堅持農戶的經營主體地位，農民能干的事要讓他自己干。同時要大力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不斷優化農戶經營的外部環境條件。這樣，在農村人口逐步轉移，農和經營規模逐漸擴大的背景下，家庭經營的農業也將逐步走向現代化。而如果改變農民的經營主體地位，讓農民由業主變為雇工，能否持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恐怕是個大問題，這在已經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國家里也找不到多少成功的例子。 陳錫文詳解新扶貧標準 年均2300元的新的國家扶貧標準，已居于發展中國家扶貧標準中位數 “2300 元的新扶貧標準，是經過慎重嚴格測算的。” 12月5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國家新確立的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的貧困標準線，已居于發展中國家的中位線。 資料顯示，新標準相較于2009年確立的1196元大幅提高了92%，扶貧規模也從4000多萬擴大到1.28億人（2011年底），占現有農村戶籍人口比例的13.4%。 “這無疑需要勇氣。事實上，中央政府敢于大幅提高標準，隱含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即中國已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基本消除了絕對貧困。” 陳錫文強調，正是基于這樣的自信，中央才大膽提升標準，希望各級各地政府關注這1.28億人，以新標準為倒逼機制，幫助低收入人口解決實際困難。 2300元，每人每天1美元 在新扶貧標準公布之后，陳錫文透露說，世界銀行一位扶貧專家在聽到新標準時非常興奮，認為這是他20多年在世界銀行從事扶貧監測工作以來，“最為激動的一天。” “由此可見這個標準并不低，據我所知已居于發展中國家扶貧標準的中位線”，陳錫文告訴財經國家周刊。 “很多人以為指標是‘拍腦袋’出來的，其實不然。”據陳錫文介紹，新標準經過了非常慎重嚴格的測算。首先征求各省自定的標準，經加權平均后得出2200元；其次，借鑒世界銀行相關指標，以每人每天1美元計算，再乘以6.3：1的匯率，得出2300元這一標準，與之前各省的加權平均值基本吻合。 中國從1984、1985年開始確定扶貧標準，彼時扶貧標準按照大數確定——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一半，如果收入沒達到一半即是“貧困人口”，而當時全國農民的人均收入大約為三四百元，這個標準自然顯得很低。 此后，扶貧標準的提高都在此基礎上增加，欠缺的是沒有將經濟增長率計算在內，所以扶貧標準與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的差距就越來越大，從最初將近“一半”，到了本世紀初降到了不到20%。 “這時候中央很認真地研究了這個事情”陳錫文說，這也直接促成了2008年扶貧標準的提高，將當初扶貧人口中的兩類人——“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合并后，將扶貧標準提到了1196元，這樣1999年實行的扶貧標準，也就是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1196元的人群大概為4000多萬人，到2010年，隨著物價上漲，這個指標就自然漲到了1274元。 溫飽問題已解決 在制訂新標準的過程中，最費思量的是“全國統籌”調整。 陳錫文介紹說，首先每個省按照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5%到50%之間選擇一個可行的標準，收入水平高的東部農村，就可以選擇較低的百分比例，比如25%；收入水平低的西部邊遠地區，就可以把百分比提高一些，“像甘肅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總共就3400元，定50%的標準也就是1700元，你像上海、浙江等地的純收入則接近或達到了14000元，即使確定25%都能達到3500元。” 為此中央采取由地方根據全國的標準，再按當地實際，自己確定扶貧標準的做法。而2300元則是一個對扶貧群體總規模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測算值。根據國家統計局去年的農民收入的調查， 2300元以下約有1.28億人。 換言之，新的扶貧標準走的是兩條線，一條是全國的監測線，即2300元，另一條是各省區市按當地實際情況確定的工作線，可以圍繞2300元上下有一定的浮動。這樣，總的扶貧對象規模為1.28億人。 “1.28億人”的扶貧理念再造 陳錫文認為，在這次標準確定后，其實也意味著一種扶貧觀念的再提升。 “以后就應該緊緊盯住這1.28億人。看他的收入每年增長多少，今后十年他的收入能不能提高到‘完全脫離貧困’，不必再盯著這個群體每年減少了多少人口。因為低收入人口今年脫貧，明年返貧的現象很普遍，所以關注扶貧對象每年實際收入的提高是更重要的事情。” 這其實蘊含著中央這樣的一項重大判斷：絕對貧困問題在我們中國已經基本上解決了。 陳錫文說，十七大確定的基本目標是2020年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絕對貧困就是吃不飽穿不暖，也就是“食不果腹和衣不遮體”。應該說這樣的人現在已經極少極少。實現這一目標，跟十七大提出的要求相比，提前了好多年。 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了的貧困人口，其實相當于國外所定義的“低收入人口”。這也就意味著，中國扶貧工作的重點將從解決溫飽轉向了鞏固溫飽、實現脫貧致富。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大幅度提高扶貧標準，也就是讓剛剛越過溫飽的人謀求以后的長遠發展。“這是這個群體所期盼的，也應該是我們的扶貧工作應該追求的。”陳錫文說。 值得注意的是，這1.28億人口主要集中在十多個片區，所以中央扶貧工作今后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解決這十幾個片區的問題。從整體看，目前農村貧困人口分布呈 “大分散、小積聚”的現象，主要集中在貧困山區、邊遠地區和邊境地區，中央已針對性地確定了14個特殊困難地區。 陳錫文說，扶貧標準提高以后，會根據中央的要求，把連片特困地區作為今后扶貧的主戰場。目前已與國家財政部基本達成共識，扶貧資金每年增長20%。這意味著，去年中央扶貧資金是270億元，今年將在此基礎上增加近60億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