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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開局之年，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長期 “東快西慢”格局發生根本性扭轉，東部地區主動調控增速，集中精力優化發展，中西部地區開始大踏步趕上，經濟增速普遍高于東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繼 2010年全國農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來首超城鎮居民之后，我國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取得的又一大可喜進展。

“快慢轉換之間，不僅東部地區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東、中、西各區域之間的差距也逐漸縮小，說明區域協調的成果在今年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深化。”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魏后凱評價說。

與此同時，借助各類經濟區作為平臺，區域合作 的層次和水平也大大提升。近年來，我國分別在沿海、內陸和沿邊地區建設了若干經濟區，根據各地不同的發展需求和地域特點，有所側重地設立各類合作試驗區、 示范區，為推動區域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臺。在此基礎上，區域互動合作日漸深入，各自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 鳴認為，區域協調發展包括5個方面基本內涵：一是區域間發展的差距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二是各區域、城鄉之間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三是各區域的 比較優勢要能夠得到充分發揮；四是各區域綜合競爭力能夠得到有效地提升；五是區域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能夠相協調。

專家認為，無論是“東優西快”的發展新格局，還是各經濟區之間不斷深入和頻繁發生的互動合作，都表明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在“十二五”開局之年得到了明顯增強。

中西部地區發展全面提速

在東部地區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今年中西部地區的表現特別搶眼。

從投資來看，1至10月份，東部地區投資增長 22.2%，中部地區投資增長29.7%，西部地區投資增長29.6%，中西部地區都高于24.9%的全國平均增幅。“對中西部地區來說，投資仍是拉動經 濟增長的首要動力。尤其是西部地區，近年來投資拉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在70%左右。”魏后凱說。

協調性增強不僅表現在東、中、西部比較下的全 國大格局中，在西部地區內部，發展格局也在發生積極變化。今年前3季度，貴州、甘肅兩省的投資增幅都在40%以上，青海、新疆、寧夏、重慶4省區市的投資 增幅在30%以上。值得指出的是，除重慶這一西部傳統增長極因兩江新區的帶動投資繼續大幅增長外，其余幾個地區都曾是西部地區傳統上的發展“短板”。

魏后凱認為，和上一輪西部大開發相比，第二輪西部大開發有了明顯的變化，原來西部投資主要抓重點區域發展，經過持續10年的大投入、大開發，發展基礎大大改善，一些薄弱地區開始“爆發”，西部地區內部各省(區、市)之間的差距也開始縮小。

從工業看，今年1至9月份東部地區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2.2%，中部地區增長18.3%，西部地區增長17.1%，中西部地區同樣都高于14.2%的全國平均水平。按省區市來排名，重慶、 四川、西藏、貴州4個西部省區市工業增加值增幅躋身前5，西部地區進入前10的還有廣西、青海。除新疆外，西部11個省區市工業增加值增幅都在17%以 上。這同樣說明，西部地區的增長格局，已經從少數增長極的高速增長帶動轉變成各省(區、市)全面提速。

更為重要的是和前些年主要依靠礦產開發等資源型項目拉動不同，今年中西部地區發展質量有了明顯提升。

以經濟增速第一的重慶為例，今年前3季度重慶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幅達22.7%，其中電子信息產業產值同比增長92.9%，成為最大亮點。重慶西永綜合保稅區今年出口筆記本電腦已突破1000 萬臺大關，這正是由于惠普、富士康、宏碁等IT巨頭及一大批配套企業落戶投產后，產能開始穩步釋放，為重慶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原本沒有多少電子 信息產業基礎的重慶，能夠引來大批國內外電子巨頭落戶，說明內陸開發開放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東部地區調整增速優化發展

前3季度，北京、上海、浙江3地經濟增速居全國倒數前3名，分別為8%、8.3%和9.5%，且北京、上海經濟增速低于9.4%的全國平均水平，廣東、山東、江蘇等幾個經濟大省的增速也位于倒數前8名之列。

然而，在專家看來，這樣的結果并不意外，因為這正是東部沿海地區主動調控的結果，也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經歷的“陣痛”，增長速度雖然與全國平均增速相比是慢了一些，但與這些地方進入了更高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是一種健康的、可持續的、高質量的增長。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清杰認為，當 前，北京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服務主導型和消費拉動型的經濟特征已經形成。作為一個特大型城市，既要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又要理性地為轉方式、調結構 的艱巨任務留出空間。北京市發改委主任張工表示，正是認識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北京堅決放棄GDP掛帥，采取了控車市、調樓市、首鋼退市等3 大調控措施，著力加快經濟結構調整。

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發展改革委主任周波表 示，盡管上海經濟增速“減了一擋”，但轉型發展卻“快了一拍”：今年上海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超過50%，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60%，投資和財政收入 占比超過70%，利用外資占比超過80%。同時，上海經濟對房地產的依賴程度在逐步降低，統計顯示，上海房地產業增加值占三產比重，已從“十五”末的 14.6%回落至今年上半年的7.9%。

以“小快靈”著稱的浙江經濟，面對資源短缺、 銀根縮緊、要素成本上升等壓力，正在加緊調結構、轉方式。以工業為例，雖然浙江前3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2%，增幅低于東部平均水平，但 反映結構和效益的指標卻表現不錯：高新技術產業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高2.6個百分點；裝備制造業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高1個百分點；新產品產值增長 30.8%，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高出8.1個百分點，新產品產值率由去年同期的19.9%提高到21.3%。

很多專家在具體分析東部沿海地區各省(市)的發展情況后認為，“東慢西快”只是經濟發展的表象，東部地區增速放慢的實質是主動調控、優化發展，因此，“東優西快”才是今年區域發展的最大特點。

區域合作平臺日益拓寬

東部地區優化發展，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的調整，還在于發展空間的拓展。

1月4日，國務院以國函〔2011〕1號文件 批復《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這是“十二五”開局之年第一個獲批的國家發展戰略。此后不久，《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規劃》、《廣東海洋經濟綜合 試驗區發展規劃》相繼獲批，掀起了新一輪沿海開發的高潮，也使向海洋要空間、要資源、要發展，成了今年東部地區發展的一抹亮色。

11月10日，《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公布，這是我國整個沿海發展規劃最后的濃墨重彩的一筆。國家發展改革委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說，這意味著國家層面的區域規劃實現了1.8萬公里海岸線的全覆蓋，我國關于沿海地區發展的戰略與政策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

至此，在我國1.8萬公里海岸線上，從南到 北，海南國際旅游島、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珠三角經濟區、廣東海洋經濟綜合試驗區、福建海峽西岸經濟區、“長三角”經濟區、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江蘇沿 海地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山東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河北沿海地區、遼寧沿海經濟帶，依次排開，連成一個整體的發展帶；在這條“金鏈”上，浙江舟 山群島新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像3顆鉆石鑲嵌其間，熠熠閃光。

從東、中、西、東北4大板塊來看，東部地區各經濟區串珠成鏈，不僅有利于生產力優化布局，而且也整體上推動了產業轉移、轉型升級，促進四大板塊良性互動、優勢互補。

范恒山認為，建設各種類型的經濟區，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匯聚各地區力量破解僅靠一個地區難以解決的重大瓶頸問題，正在成為我國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途徑。

放眼全國，各種經濟區、經濟帶漸次形成，區域 分工更加明晰合理，資源要素突破藩籬自由流動，配置水平和利用效率大大提高。“推動區域合作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實現要素的 自由流動。”魏后凱說，建設經濟區有利于打破行政區劃界限，深化區域合作，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區域合作機制不斷創新

在10月份舉行的西部最大的投資貿易洽談平臺西博會上，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裝備制造等項目取代以往的基礎設施、礦產品開發項目，成為最受歡迎的投資領域，傳遞出明確的“產業西進”信號。

東部地區優化發展，要素成本、環保標準等都在提高，形成一股產業轉移的推力；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水平大大提高，產業基礎大大改善，還擁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形成了一股承接產業轉移的拉力。一推一拉之下，產業轉移已是大勢所趨。

“產業轉移主體是企業，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同時政府也要進行積極引導。”魏后凱說。范恒山則強調，應以打破阻礙區域合作的體制障礙和制度壁壘為重點，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加快建立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有利于區域間相互促進、優勢互補、互利合作的制度體系。

一系列促進區域合作的機制正在完善之中。今 年，第一部全國性國土空間開發規劃《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全面實施，提出了“9+1”分類管理的區域政策體系，即實行分類管理的財政、投資、產業、土地、 農業、人口、民族、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等9方面政策措施，實行各有側重的績效考核評價辦法。

在財稅方面，從2009年開始，中央財政加大 了對納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436個縣級行政單位的均衡性轉移支付的力度。2010年，這一數字達到250億元，相當于平均每個縣得到了近6000萬元 的均衡性轉移支付，今年的力度進一步加大。資源稅改革、環境稅費改革正積極推進，水、電、成品油價格改革穩步推進，使資源性產品價格能切實體現開發成本、 補償成本及環境治理成本，從而平衡好資源輸出地和輸入地的利益關系，促進區域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