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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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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去中國傳媒大學授課，乘車從南大門進入時，因車輛沒有校方保衛部簽發的車證，被值班門衛拒絕。經交涉無果后，何兵只好乘車來到西門，步行入校。隨后，何兵在微博談起此事，引起網友熱議。對此，中國傳媒大學黨委副書記田維義也通過微博表示，在這件事上保安沒有錯，“感謝保安盡心盡職，也感謝保安隊員們平日對同學們的熱情相助！”（新京報12月4日）
這是可以料想到的論戰場面。每當論及大學校園的開放時，都會有兩派完全不同的意見，一派呼吁校園開放，不要有圍墻，其理由是大學是公共資源，理應向社會開放；另一派是加強校園管理，不但要有圍墻，還要嚴格門衛管理，否則，大學人來人往，車來車往，何來大學的樣子？不但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還可能給大學帶來很嚴重的安全隱患。其實，包括要求校園開放者，在遇到校園變為停車場，或者發生校園車禍后，也可能站在嚴格管理的一邊，糾結不已。
對于大學校園的開放，我國大學一直沒有搞清楚兩個問題，其一，大學是否開放誰說了算？其二，大學應該有怎樣的形態？
中國傳媒大學黨委副書記田維義稱，在這件事上保安沒有錯，確實如此，保安只是執行學校的決定。那么，學校的這一決定是誰做出的？按照當下大學的管理模式，學校的門衛制度是學校行政，也就是校長辦公會決定的。這在學校領導看來，十分正常。可是，校園開放與否，開放到怎樣的程度，應該是全體師生以及與大學相關的人士參與決策的事。在發達國家的大學，如果學校有校門，校園相對封閉，校園的開放，是要由大學理事會決策的，而這一機構代表了各方的意見，由此形成的決策，也就綜合了各方意見，不至于引發大家對此的爭議。而就是面對社會的質疑，大學也可以這是理事會的決策加以回應，諸如，校園太小，存在安全隱患，開放破壞教學環境等。
而從國外大學的形態看，有校門的大學其實很少，更多的大學，根本就沒有圍墻，也找不到校門，學校就在社區里，公交車就停在教學樓、圖書館門口，這種高度的開放，并沒有影響教學，也沒有給大學帶來治安問題，反而為大學節約了大筆管理成本。原因在于，大學的精神，不在于外在，而在于學校的內部管理機制；大學的管理，就是社會管理的一部分，校園的治安，也就是社區的治安，這用不著大學自己聘請門衛，而是納入整個社會的治安管理范疇。
我國大學能不能這樣開放？很多人覺得不可行，擔心這樣一來，到大學里參觀的人太多了，也擔心大學成為免費停車場，還會出現很多治安問題，更令大學人心浮躁。這種擔心，仔細分析起來，很可笑——如果大學把圍墻打破，與社區、街道接通，校園教學樓、圖書館就成為街景，大學還會有現在這般“神秘”嗎？那些圖書館、教學樓，不就如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博物館就在街邊嗎？當大學圍墻打破，納入整個社區，其校園甬道，就是一條街道，其免費停車場也就自然不存在，亂停車輛在校園甬道，就是違反交通法規，而現在，這是交通法規管不到的角落；至于治安問題，難道整個社會的治安就不需要治理，要給學校特殊的治安管理待遇嗎？把社會治安治理好，不也就治理好校園的治安？而大學的浮躁，與有無圍墻毫無關系，現在有圍墻的大學，不照樣充滿商業味以及急功近利，倒是那些沒有圍墻的國外一流大學，教授們走出實驗室，就進入社區，卻照樣做自己感興趣的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簡單地說，開放的大學不是沒有規則，其適用的就是社會規則，管理的就是社會公民；開放大學的精神，則來自大學的自主辦學、學術自治、教授治校。
當然，我國大學要走到這種沒有圍墻的全開放、全融入社區的狀態，還需要很長時間，需要教育管理和社會管理的改革推進，而現階段，處理好校園開放的矛盾，則只需調整大學的內部管理決策機制，打破什么都是行政領導說了算的封閉決策機制和學校管理方式，建立將師生與社會公眾意見納入決策程序的開放決策機制和管理方式。這是比打破“有形圍墻”更重要的“無形的開放”，或者說是形成全面開放的核心環節——如果沒有這種無形開放，縱使大學打破圍墻開放，也不可能有大學的開放精神，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很多大學，就曾破墻，但那是破墻開店，而不是破墻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