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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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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在萬人大會上講話。
核心提示：在華西村怪異的村制下，中心村、周邊村、外來工，就像華西村的三重世界，在自由和物質分配之間，每個人都有自己適用的平衡點，但似乎都不讓人滿意。根據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數據，吳仁寶四個兒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資金占華西村總量的90.7% 。而根據《村規民約》，一旦村民離開華西，或者不在村辦企業工作，包括房子、獎金與分紅之類福利都將收回。(本文來自11月17日《南都周刊》)
王哲駕著摩托，載著人，突突突地就從“天下第一村”門崗邊上竄了進去。沿著直道，他騎行了一公里，路面兩側盡皆別墅，這兒是“塔家基”。東側是墻，西側是水，南北大門各有兩個保安，外人莫入。
騎到盡頭，王哲左拐上了“民族路”，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路邊建筑風格大變，一長列一絲不茍的灰墻宿舍，走廊上安了鐵柵欄，窗前掛著內衣褲。附近熱帶廠的廠工就住在這，四人擠作一間。
民族路走到頭，右拐之后，豁然開朗，著名的超五星級“增地空中新農村大樓”拔地而起，這座328米的高樓，高居世界第15位。再向前，是塔群和“天下第一鐘”，王哲又從門崗邊上竄了過去，一邊夸耀說“幫你省下了十塊票錢”。
然后一路騎向東，就是“天下第一塔”，塔頂是個金黃色的葫蘆，共用了3.5公斤黃金鍍成。金塔一邊是“龍鳳廣場”，一個“龍頭”連著中心村的萬米長廊，而那個鳳形建筑，由于手藝粗糙，往往會被游客誤認為是母雞。
王哲沿著萬米長廊，穿過華西中心村別墅區，蜿蜒之后，騎回到民族路上。不過五六分鐘的時間，王哲繞了華西中心村走了一圈，要價30塊錢。然而從別墅、到廠工宿舍、到摩天樓、再到金塔，恍惚間卻像穿越了幾重世界。
在民族路的盡頭，是兩排儀仗隊般的石獅或是麒麟，中西雕塑風格都有，于肅穆中，又顯不倫不類。王哲一邊收錢，一邊特意指給車上人看：“你要是仔細瞧，獅子身上寫著字。這邊數過來第十七只，舌頭上是‘吹牛’，我寫的。”
轉型
華西村為什么這么富，王哲一直沒想明白。
這個原籍河南的外來工，2007年的時候拉家帶口慕名而來。華西村的集體經濟經過了50多年的發展，村集團下屬60多家企業，總產值超過了500億。
關于華西村集體經濟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個叫楊永昌的外村人，租用華西村土地辦廠，身家近2000萬。2002年，他以參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給了華西集團，毅然完成從個體向集體的“反向改制”。
“華西村是條大船，抗風險能力強，老書記一分錢獎金不拿，大公無私。”楊永昌如此解釋自己的行為。
華西村也確實有背景。近年來，鋼鐵產業重組打造大企業，不少小鋼鐵廠成為調控“刀下之鬼”，但規模不大的華西鋼鐵屹立不倒。由國家壟斷的煙草行業亦有華西村身影。
先于王哲來到華西的工友，有一些已經入了華西籍，過上了集體經濟下的日子。一度讓王哲頗為羨慕。
王哲的老婆現在還在棉紡廠上班，王哲自己輾轉了鋼廠、銅管廠等幾個廠之后，因為工廠效益不好，索性去開了黑車。“反正沒有華西村戶口，你干得再好，也進不了管理層。”王哲說。
他的摩托載過本地客，也拉過外國人，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拉他去華陸賓館或者直奔陸橋，還能吃20元回扣。就這樣，王哲的收入，剛好夠全家開銷。
不過，自從兒子開始上幼兒園之后，王哲已經萌生退意。“在華西村，幼兒園一個學期的學費要3390元，比城里都貴。”王哲謀劃過了年去常熟，他的一個朋友找了家公司，包吃包住，小孩上學不要錢。
“今年比去年，已經少去一萬個外來工了。”王哲說著來路不明的數據，他以一種習慣性的口吻，不假思索地評論著：“老頭子在還好，老頭子要不在了，華西村就完了。”
說這話的時候，在王哲的身后，一支來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團，正站在摩天大樓下拍照留念。這幢高樓，正是在王哲剛到華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樁的。
“增地空中新農村”，這是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給取的名字，這個拗口的名字顯示出他的智慧—為農村造樓戴上了政治光環。328米的建筑高度，是因為彼時北京最高的樓就是328米，吳仁寶說：“華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設摩天大樓的資金，來自200個華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資1000萬，成為摩天樓的業主和股東。據當時的媒體報道，村民們都很積極，有些沒有入選股東的人，還到處求人說情。
有考察團的人評價說“土”，“華西明珠像是山寨了東方明珠”。而土洋結合正是吳仁寶的政治智慧。
“我們是一個小村子，上級領導比較多。有的領導說太洋了，有的又說太土了。所以，我們就要建一個不土、不洋、不城、不鄉的。哪位領導說我們太洋了，我就帶他看土的；哪位領導說我們太土，我就帶他看洋的。這樣，所有領導講的話我們都聽了。”
兩個月前，在“新農村大樓”內，又多了一頭1噸重的金牛，價值高達4億元。這是吳仁寶“農村城市化”思想的結晶，憑這個牛，他認為，可以“讓城里人到農村來花錢”。
而網友卻傾向于將此舉理解為華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農村大樓”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塊錢。很多游客游覽之后，大呼坑爹。
今年10月，王哲曾經服兵役時的戰友、華西村的“徐老板”找他喝酒。當晚四個人喝高后，乘興跑到新農村大樓“享受生活”。“喝酒、唱K、叫小姐”，玩得不亦樂乎。“次日買單的時候，‘徐老板’一看賬單，臉色都青了，”王哲頓了頓，說：“消費整12萬。”
“徐老板”日子現在也過得緊。幾十年“工業報村”之路發展下來，“轉型”最近幾年在華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題，從2009年開始，像鋼廠、紡織廠、化纖廠等華西村“看家”產業，訂單都在減少。
華西村新書記、吳仁寶之子吳協恩，提出“西南建工貿錢莊，東北建六畜糧倉，中間建人間天堂”。他將旅游、金融、海洋運輸等服務業提到了華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點建設了一批特色景點。
除了新農村大樓外，還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門、長城、凱旋門……并從美國麥道、法國歐直分別購買了兩架先進的直升機，開辟了“空中游華西”的新路線。
根據華西村旅游公司介紹，華西村一年的游客超過200萬，只金塔兩架電梯的收入就有300萬。
“空中游華西”更是奢靡，飛機購置成本就達到了9000萬，更不用說日常維護和駕駛員的薪水。坐一趟飛機，票價高達1000元，王哲稱平時鮮有看到直升機起飛。
華西村每個企業中層以上的人員，都被強制要求乘坐直升機。“徐老板”也坐了一次，因為“不管去不去，反正錢已經從工資賬上扣去了”。
不過，這些看似不靠譜的噱頭，卻慢慢變為有形的價值。這些年來，全國各地來華西村參觀考察、學習經驗者絡繹不絕。華西村由此發展了“觀摩經濟”。
這是一條“紅色經濟鏈”，金塔頂端的黃金葫蘆，開著奧迪汽車的村民，住農村別墅，吃農家土菜，聽紅色的《華西村歌》，一個“特立獨行”的中國鄉村，轉化為一場特色旅游。
而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每天上午在民族宮禮堂所作的紅色報告，幾乎成為了華西村最大的旅游“景點”。而且，這是華西村唯一不收費的項目。
中心村村民貢慶豐(右)一家在2008年搬進這棟3層高的歐式別墅，花費了208萬的股份。
周邊村華西六村支部書記趙仁龍夫婦。趙書記2004年花費140萬買了這棟400多平米的歐式別墅。
“大華西”村民參加萬人大會。
并村
王哲一度也羨慕過華西村民的生活，但他感覺到在這里，最大的缺失是人。集體性的“喜氣洋洋”取代了個體的喜怒哀樂。這里更像一個人造景點，在森嚴的門衛戒備下，村里空空蕩蕩。
“如果給你別墅，讓你做華西人，你干不干？”記者問他，王哲一邊笑著，一邊從鼻腔里意味深長地“嗤”了一聲。
10年前，華西的周邊村，也面臨相同的誘惑。
2001年，華西中心村的面積只有0.92平方公里，發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華西村隨后推出了“一分五統”的并村理念，即村企分開、經濟統一管理、人員統一安排、干部統一使用、福利統一發放、村建統一規劃。
“大家都很向往華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涇浜村村民周毅告訴記者。從2001年開始，華西村就陸陸續續兼并了周邊的華明村、前進村、涇浜村、三余巷等20個村莊。
到現在，華西村已經有超過35平方公里的面積。人口從原來的近2000人增加到3.5萬人。原先20個村，被劃分為13塊區域，命名上依次是華西一村、華西二村，一直到華西十三村。
周毅所在的涇浜村，被命名為華西三村。華西村承諾，將投資3億元，再建700幢農民別墅和千余套公寓房，使周邊村民融入華西。
周毅還記得，當時無錫某媒體上用“這就是‘三個代表’在基層的真正體現”這樣的句子來頌揚華西村的并村。“但其實，我們農民，對于并村到底怎么個并法，頭上一團霧水，從沒搞清楚過。”
并村那天，華西村給周毅送來了10斤肉、10斤魚、5斤花生、還有瓜子什么的，發了好幾樣，然后是每人350元糧款，300斤大米。村里一些老人，歡天喜地，幻想著從此過上不愁吃穿的集體生活。
從此以后，村里的土地由華西村統一規劃和使用，而村民則被安排去各個崗位上班。
2006年，承諾過的別墅到了。華西村派人到涇浜村丈量房子，量來量去，他們給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個價，4萬2，“沖抵之后，你再另外給25萬8，就可以住別墅了。”他們說。
在估價上，周毅沒有商量的權利。“你也可以不要別墅，繼續住老房子，”村委會告訴他，“不過以后不準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
周毅權衡再三，以后兒子結婚什么的，都要房子，只好全家舉債。“一直到現在，我還背著15萬的債務，”周毅說，“華西三村的人，80%都欠著錢。”
不過在當時，村民還是認為，生活會慢慢變好的。華西村的塔群、幸福園、龍西湖公園都建了起來，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作為華西人的自豪感，仍然鼓舞著周邊村的村民。
“但是從2008年開始，就變味了。”山泉村的娃娃(網名)當時在華西毛紡工作，從2樓的窗戶往外看，正是“新農村大樓”的建造基地。“當時記得有一場暴雨，樓還沒有堆幾層高，工棚被暴風雨刮倒了，掉下來一些重物，死了七八個人。”
那件事沸騰了一會兒，馬上就悄無聲息。不過華西村造摩天樓本身，卻引燃了中心村和周邊村之間微妙的矛盾。
已經把自己稱為“華西人”的周邊村村民，心里犯著嘀咕：“華西不是總說共同富裕嗎？花這么多錢建高樓，為什么不為我們蓋些實惠的房子？”
實際上，并村之后，周邊村村民發現，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華西村的發展成果。華西村用股份分紅的方式，將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輸地輸送給了中心村擁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邊村用土地支撐起的華西村的未來，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周邊村說“平等”，中心村的人卻要說“公平”。“我們的發展也是當初苦干得來的，剛剛并進來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樣的待遇，否則太不公平了。”八十多歲的華西村老村民吳仁彪說。
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當：“你中國人到美國去，你能享受跟美國人一樣的福利嗎？”
在中心村和周邊村的利益僵持之中，更大的矛盾爆發了。村委會搞城保，要求每個村民上交8086元。“這個錢不知道他們怎么算出來的，”周毅拒而不交，他用農民特有的邏輯告訴記者，“真老了，難道連最低保障都不給我？不給我我就住到你干部家里去。”
去年，華西三村的幾個農民到江陰市去查社保的情況，結果被告知，從2004年開始，華西村已經給周邊村的每一戶人家，都辦了“失地農民”。而這件事，一直瞞了稀里糊涂的村民6年，所有人都一直認為，土地只是暫時借給了華西村。
2010年8月18日，在華西村西側的幸福大橋附近，華西一二三村的人聚集了起來。“當時，有便衣警察混進了人群中，誘使人群走到澄陽路上，”周毅回憶當時的情景，“到了澄陽路，特勤就沖出來抓人了。”
“百姓本來就是‘百心’，這么一恐嚇之后，就再難以組織起來了。”華西三村村民王黨告訴記者。
“并村十年，他們富了十年，我們這里落后了十年。”周毅感嘆以前涇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現在路也沒人修；以前村里的碼頭上很多人洗衣服，現在那條河，連拖把都洗不了。”
“因為村干部已經沒錢了，他們成了華西村的傀儡。”王黨告訴記者，華西村用年薪的方式，牢牢控制著周邊村的管理層。“華西三村的村委書記張忠善，因為是吳仁寶的外甥女婿，華西村每年給他60萬。其他村委書記一般是每年20萬的收入。”
“我們村的干部，在村民當中已經沒有威望了。”現在每年選村干部的時候，村里就給每個人發襪子，“他問你家有幾口人，三口，好，給三雙襪子。”周毅說：“選票我從來沒有看到過。”
在矛盾對立中，10月8日，華西村建村50周年慶典開始了。娃娃從村外回來，發現進村的路都不讓走了。協警告訴她，必須等到11點半。11點半的時候，娃娃看到一車一車的記者、貴賓，到金塔去吃飯。娃娃在華西實驗中學的朋友，則統統被叫去了增地空中新農村大樓里去做服務員。
10月8日晚上更讓人氣憤，很多華西村民下班之后要回家，但因為民族宮正在表演節目，路全封了。好多村民頓時怒了，“憑什么表演節目要占了我回家的路？我現在連回家的權利都沒了？”
一大群人，都在村外等到晚上10點表演結束。“現在的華西，真的沒有08年以前好了，”娃娃說，“以前是同發展，村民都很幸福。現在是有名了之后，急于把面子掛出去，把面子繼續保住，但是卻不再是和村民共同進退了。”
華西村黨委常委吳蘊芳面對媒體，總是會如此介紹：華西三村、四村、五村、十二村和十三村在區域規劃上被劃分為“錢莊”，六村、七村、八村、九村、十村和十一村被劃分為“糧倉”，剩下的一村、二村和三村的部分區域被劃分為“天堂”。
其中，錢莊擔負著全村的經濟重任；糧倉是發展旅游業和滿足糧食自給自足；天堂就是為老百姓建房子。
“你到處看看，我們這哪里是天堂？”三村的周毅反問。
10月8日，江蘇華西村建村50周年活動，華西龍希大酒店落成，酒店內部金碧輝煌。
控制
不過在網絡上，很多人都認為，華西村就是天堂。
根據官方的說法，目前已經形成了“小華西幫助大華西，大華西感謝小華西”的良好氛圍，創造出“小華西提升大華西，大華西正成為金華西”的嶄新面貌。
在百度華西村吧，總是能見到這樣兩種帖子，一種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詢問華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第二種是適婚的男女青年，求交往的帖子。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報道曾在最后追問華西村，什么是幸福？
吳仁寶說：幸福是“五子”—車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吳仁寶的女兒吳鳳英認為“出嫁前那一個月最幸福”；而從安徽鶴山來打工的余紅銀則說：“幸福就是當個華西村村民。”
余紅銀的意思大概是指：當個華西中心村的村民。不過，中心村村民貢慶豐也很難向她解釋，自己為什么不夠幸福。
貢慶豐家的殷實度，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35歲的貢慶豐在華西精毛紡廠任車間管理職務，媳婦趙瑞芳在村供銷公司做會計。母親吳荷英59歲，有腿疾，父親貢詳興則是外村來的“招婿”，現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這個“待遇”，即是指能參與村里的資本分紅。
貢家的收入，有三個來源，一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工資獎金多勞多得”，車間管理員貢慶豐的月工資是1500元，會計趙瑞芳每月所獲1600元，62歲的貢詳興退休后去液化氣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獎金部分，則遵循村里“二八開”與“一三三三”的分配機制。華西的每個村營企業都設盈利指標，超指標部分實行“二八開”，即20%留在企業投入再生產，80%用作獎金分配。獎金分配的原則是：10%獎給廠長，30%獎給廠經營班子，30%獎給職工，結余的30%留在企業作為公共積累。
2010年，貢慶豐全年的獎金收益是24.5萬元，趙瑞芳則有24萬元。但村里有一條，叫“多提積累，少分配；少分現金，多參股”，也即獎金收入只兌現20%。
貢慶豐一家能實收9.7萬元現金，其余八成須參股。根據這樣一個原則，華西村的現金是控制的。但盡管如此，村民拿的現金，一般不會低于外來務工人員。
第二類收入是“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各項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優惠價，向村里認購300斤大米。“如果大米的市價是兩元一斤，就等于村里給出了三百元的口糧款。”
第三類收入被稱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資本分紅”。累計至今，貢家擁有200余萬元華西村股份。這部分股份，能參與分紅，但貢家的分紅，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貢家搬入三層高的歐式別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價135萬，村建筑公司還做了73萬元的裝潢，總額208萬元。入住的代價是，貢家須分10年，以每年20.8萬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賃費”。并且貢家對房子只有使用權，而無產權。
貢家200余萬元的華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紅差不多正好20萬，但是錢是看不到的，一分紅，就直接繳納別墅“租賃費”了。
此外，股份還在每年累積，“新股金的利率回報又要扣除房款來計……”說了半天，貢慶豐也表達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還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沒搞懂。”貢慶豐說。
為了享受華西村的別墅使用等權益，貢家付出的，是三個勞動力，幾乎全年無休地為村辦企業每天工作八小時，只有春節兩天假期。
華西中心村有一個天才般的資金管理鏈，讓每個人都成為集體系統的齒輪。在享受一定層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個人的股金。根據《村規民約》，一旦村民離開華西，或者不在村辦企業工作，包括房子、獎金與分紅之類福利都將收回。
比經濟控制更厲害的，是華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規里說“獎貓罰狗”，養貓可以受到獎勵，因為貓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經不需要狗來看家了，狗多了會增加咬人的危險。
村里也設了“敬老獎”，只要哪家有年滿80歲、90歲、100歲的老人，每個直系親屬分別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獎金。華西村百歲老人李滿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萬的敬老獎。
理論上，華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書記吳吳仁寶說：“華西兩個不好，一個是不能賭錢，一個不能討兩個老婆。在華西賭錢有三個條件：第一個是年齡，你到了60歲，退休了；第二是時間，晚上只能到八點鐘，你回去休息，八點鐘以后要罰款，這是為了你的身體；第三是價錢，只能是一塊錢，如果成百上千輸得多了，有思想負擔，對健康沒好處。”
從1989年，華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開發公司。這個公司負責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村民頭腦。”年邁的吳仁寶，現在每天還堅持在民族宮做報告。
因為這些從基本道義出發的意識形態灌輸，華西村產生了一種集體主義下的群體無意識狀態。
華西村村民鄭發(音)用部隊打了一個比方：如果在部隊中，實行多勞多得，武器裝備退伍能帶走，多殺敵多發錢，那么國家安全形勢會怎么樣？如果套用以往對公社制度的評論，那解放軍是不是應該個個偷懶不訓練了，打仗站崗什么的也不賣力了？反正都是領這么多錢吃大鍋飯？
“公有制經濟確實會造成效率低下，但主要問題并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解放軍的強大士氣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撐起來的。”鄭發告訴記者：“關于華西的評論有一個特點，大家都在用私有經濟的觀點，去評價公有制經濟下的生活。大家都在問‘個人得到了什么’，而不是‘集體如何更好的發展’。”
但華西村的集體經濟，并不是那么無懈可擊。在華西村提供的一份“華西特刊”上，華西村88位先進人物頭像排成“金字塔”狀，吳仁寶一家22人處在“金字塔”的頂端。一家三代人幾乎都擔任了重要的領導崗位。
根據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數據，吳仁寶四個兒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資金占華西村總量的90.7% 。
華西村的領導也承認，目前無法擺脫資本主義，如果所有的務工人員都獲得華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華西村就無法運轉了。不過華西村也堅持認為，和中國普遍的狀況相比，華西村已經步入了更高級別的社會主義，建設共產主義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烏托邦變成現實，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產主義，做給全國人民看看。”吳仁寶說。
回過頭來，還是說說“幸福”的問題，在華西村怪異的村制下，中心村、周邊村、外來工，就像華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訴求和憂愁。在自由和物質分配之間，每個人都有自己適用的平衡點，但似乎都不讓人滿意。
將這三重世界置于華西村同一個大舞臺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但華西村似乎從來不缺這種想象力，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華西村幸福園，園子里有各種人物雕像，有孔圣人、清官海瑞，也有革命年代的圖騰董存瑞和雷鋒。有慈眉善目的觀音菩薩和耶穌，也有身系紅領巾的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領袖。
這種讓人時空錯亂的多重性，被吳仁寶的華西哲學牢牢統帥著，他說：“在這里(幸福園)，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信仰，人有了信仰，就能獲得最大的幸福。”
每個走在中心村萬米長廊里的人，耳邊都會回響著千篇一律的《社會主義好》紅色歌曲，以及村里編演的錫劇《要看稀奇到華西》，有點無聊，又有點恍惚。僻靜的晚上，王哲的耳邊有時會突然響起“澳大利亞法蘭西……你說稀奇不稀奇”的旋律，仔細一聽，卻什么也沒有。他喜歡管這種感覺叫“聽覺殘留”。而在每個人的心里，華西村究竟會殘留些什么，會殘留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