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與“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改革國際論壇”綜述
時間：2011-11-19 10:23:25
10月29—30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聯合國
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和德國國際合作機構合作，共同主辦了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來10年的中國”為主題的第72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來自有關部委、
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23個省市自治區的官員學者，以及德國、印度、俄羅斯、挪威、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和聯合國、OECD等國際機構的專家，共400多
人參加了會議。與會專家就各方面關注的“中國模式”與“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一、理性、動態地看待“中國模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指出，近年來，中國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引起了全世界的熱烈議論。一部分論者認為，中國已經建立起可
成為世界楷模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中國很有希望在今后的20年、30年內成為超過美國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一個對所謂“中國模式”的
肯定回答，而且依靠這樣的模式，中國將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但吳敬璉不認同“中國模式”，他認為當前中國存在的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是一個帶有雙重性的
體制，未來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既可以成熟起來成為完善的、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也可以退回到統制經濟的狀態，不能排除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指出，討論中國未來的發展，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西方一天天暗下來，東方一
天天亮起來，“中國模式”可以成立；另一種是中國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中國經濟本身面臨諸多的問題，未來10年充滿了挑戰。他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
諸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如果過早地肯定“中國模式”，恰恰是中國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大隱患。
宋曉梧認為，未來10年中國經濟主要面臨三大挑戰：第一，中央已經明確提出，“十二五”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由于制度不完善，要有效落實相當不容易；第二，合理界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是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
發以來政府主導特別是地方政府主導呈現強化態勢；第三，隨著經濟發展，我國社會組織也大大發展起來，根據最新統計，到今年第二季度，社會組織數量達
44．8萬個，但是大多數社會組織行政色彩濃厚，缺乏應有的民間性、自治性、自愿性，本應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現在依然存在著官辦的問題，這樣社會不同利
益群體之間相互協調的機制就難以建立和維持。
在宋曉梧看來，未來10年，只有當中國的政府和市場邊界劃清了，社會體制健全了，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了，經濟結構得到合理調整，社會關系和諧，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到那個時候，才可以認真討論“中國模式”。
二、政府主導不是“中國模式”的優勢所在，改革開放才是中國成功的“秘密”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近年來，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是，把中國30年經濟增長的奇跡歸因于“政府主導”，把“政府主導”作為“中國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國模式”。這一判斷值得商榷。
遲福林認為，政府主導的增長模式盡管適應了生存型階段快速擴大經濟總量、實現經濟起飛的客觀需求，但這種模式過于追求做大總量，把發展簡單地等同于總量
擴張，由此造成包括貧富差距擴大、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社會風險增大等多方面的問題。當前，發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總量擴張型的增長模式難以
為繼，投資拉動、出口導向型增長難以為繼，低成本擴張型增長難以為繼。
遲福林強調，政府主導型模式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重視解決眼前的
緊迫性問題，忽視深層次的中長期問題；重視解決周期性矛盾，忽視結構性矛盾。由此，習慣于用短期工具處理長期問題，帶來短期問題長期化，周期性問題結構
化。事實上，現實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相當一部分短期問題都與中長期問題相聯系，周期性矛盾往往源于結構性矛盾。為此，要跳出短期看長期，跳出總量看結構，跳
出“中國模式”繼續學習先進經驗。
吳敬璉認為，從歷史來看，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中國政府也是一個強勢政府，國有經濟的控制力
比現在還要強，用強勢政府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來解釋中國經濟最近30年的迅速崛起，無法令人信服。他強調，最近30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動因在于市場
化改革和與國際市場的對接。一是市場開放和對民間企業活動的對接，使得民間長期被壓抑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精神迸發出來。二是大量原來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人
力物力資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資源由于結構性的改善，所獲得的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成為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三
是對外開放政策的執行，用進出口的需求彌補了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的缺陷，支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四是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通過引進國外先
進的設備和技術，迅速縮小了在幾百年間積累起來的中國產業技術水平與國外的巨大差距，使得經濟高速增長得到技術進步的有力支撐。從這些情況看，改革開放才
是中國經濟能夠保持30年高速增長的真正“秘密”所在。
三、中國的轉型與改革遠未完成
遲福林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許多改革還遠未到位。未來5—10年，中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任務還十分艱巨。比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資源要素市場化改革和壟斷行業改革等，都處在改革破題的關鍵時期。在這個特定背景下不適當地強調和宣揚 “中國模式”，忽視體制機制中的深層次矛盾問題，有可能使我們的判斷出現嚴重失誤。
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指出，1993年中央決定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把主題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時文件起草小組討論認為，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體制有五根支柱：第一是市場主體；第二是市場體系，包括市場制度和市場監管；第三是調控體系，就是政府要進行宏觀調控；第四是分配制度，包括一次分
配和二次分配；第五是社會保障制度。這些年，我們圍繞這五根支柱構建市場經濟的大廈，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現在來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可以這么說，當前出
現的許多問題，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
吳敬璉認為，雖然中國在過去30多年改革中取得了長足的進
步，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改革還有許多大關沒有過，所以，在20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仍然在資
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國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一些重要部門、戰略性部門，如石油、電信、鐵路、金融等行業里
繼續處于壟斷地位。二是各級政府掌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三是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官員有著很大的自
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
四、改革停滯會加大未來風險
遲福林指出，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形成的利益關系深刻復雜，而且已從經濟領域向社會領域、政治領域蔓延，給改革帶來巨大阻力。這些年包括財稅體制、
壟斷行業改革等在內的重大改革久議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這些復雜利益關系的掣肘。如果以協調利益關系為重點的改革長期不能取得突
破，一些基本層面的體制機制長期未能建立與完善，就有可能加大落入“成長陷阱”的風險。為此，需要重點討論的不是“中國模式”，而是如何加快推進未來5—
10年的轉型與改革。
吳敬璉認為，未來有可能產生兩種發展情況，且兩種傾向在賽跑。有的時候，進步向前進的傾向在流失，比如，20世紀80年代后期，人們極為不滿的腐敗現
象廣泛存在，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放開，利用雙軌制價格差的行為就沒有了制度基礎。再比如，在世紀之交，短短的兩三年中實現了放手，全國的小企業包括小
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基本上都放開了，創業精神大發揚，使得我們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反過來，當本世紀初國有大企業改革，觸及到一些企業或集團公司的
時候就放慢下來，這就會造成經濟效率的下降，更不要說后來還出現某些地區、某些行業的國進民退現象，這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后一種現象，如
果任其發展的話，就會形成國家資本主義的格局，而且弄得不好就變成權貴資本主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指出，1994年分
稅制改革到現在，不僅是停滯，而且還往后有點倒退，因為改革“走形”了。實際上，現在有很多問題都是由于財政體制派生出來的問題，比如土地財政、重復建
設、產能過剩等很多問題都跟財稅體制有關系。分稅制改革實質上是階段性的目標，但還留了一個“小尾巴”，就是中央主管部門保留的一些專項資金，由于這個
“小尾巴”沒有改，現在變成一個“大尾巴”，由此帶來了非常多的問題，包括基層政府財政困難等。改革只進行了一部分，而沒有堅持下去，沒有把這個工程做
完。如果不繼續改革，不把樓蓋完了，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繼續蓋好；另一種是維持現狀，但搞不好來臺風，樓就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