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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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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深圳的徐志輝發現，當年他引以為傲的高樓大廈，現在成了卡在喉嚨的骨頭。
徐志輝從家鄉湖南省耒陽市導子鄉到深圳打工當風鉆工，闖蕩幾年掙了錢。然而，這份收入不錯的工作，卻讓他得上了塵肺病。2003年，他開始咳嗽，治好后沒過多久，咳嗽和發燒并發，再后來，連上樓梯都費力。
塵肺病成了和徐志輝一樣曾在深圳干風鉆工的百余名同鄉共同的噩夢。近4個月來，徐志輝和幾個老鄉為了討說法申請賠償，在深圳四處奔走。
天天加滿班，一個月掙了1萬元
徐術忠今年35歲，正該身強力壯的他，胳膊和腿細得離譜兒。幾年前他的體重還有60公斤，現在只有30多公斤。用“骨瘦如柴”這4個字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住進深圳市職業病醫院后，徐術忠的病床邊就放了一個超大的氧氣瓶，晝夜供氧。實在吸累了，徐術忠就趴在枕頭上休息，但不一會兒，他的肺部就會傳出濃重的呼氣聲，頭重得抬不起來。
和他同一個病室的徐瑞乃的情況更不樂觀。徐瑞乃43歲，呼吸很痛苦，像哮喘發作一樣難受。
4個月間，百余名風鉆農民工到深圳討說法
今年4月，徐志輝聽說徐瑞寶找到以前做事的爆破公司討回了看病的第一期費用10萬元，他也想找自己所在的爆破公司要說法。但得到的答復是，當年他已拿了工資，追討補償一事不在討論范圍。爆破公司根本不認賬。
消息不斷傳到耒陽，從5月開始，湖南耒陽的百余名風鉆民工陸續來到深圳討說法。
徐志輝的幾個老鄉也隨他一起到深圳。他們前前后后跑了華西、恒坤、和利等幾家曾經工作過的爆破公司，但公司并不認可他們的勞動關系。如果勞動關系不被認定，就無法對該病是不是職業病做出最終鑒定。
從那時到現在，從耒陽到深圳，他們前后跑了5趟。第一次是做職業病鑒定。之后又來復檢，復檢后拿結果又去了一趟。為了討說法，徐志輝干脆在深圳找了一家叫二楊馬店的十元店里住下，開始維權。
到今年6月初，徐志輝的耒陽老鄉共有170余人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做了檢查。正當他們6月12日去醫院要結果時，被告知，6月1日前檢查的結果都出來了，6月15日可取。然而,15日前,他們就被家鄉的人告知，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已經將一份體檢結果名單傳真到了鄉政府。
徐瑞寶交給記者一份《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陽籍勞務工健康檢查資料匯總》，“這里包括150名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做過檢查的耒陽籍民工，其中大部分是導子鄉村民”。
記者翻看這些資料計算后得知，他們都患有塵肺病，其中有10人是Ⅲ期帶一個加號，23人是Ⅲ期，13人是Ⅱ期帶一個加號，9人是Ⅱ期，其余的是Ⅰ期。
徐志輝告訴記者，粉塵造成的塵肺病的病理改變是一種纖維化的改變。每隔數年病情還要升級，合并感染，最后患肺心病、呼吸衰竭而死亡。
記者帶著這份名單前往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采訪，該院綜合業務科主任羅孝文說，塵肺病的發病率在我國目前是排名第一的職業病，而且治好的可能性不大。“就好像皮膚上有一塊疤痕，你想把疤痕徹底去干凈是不可能的”。
健康檢查的結果是否就是鑒定結果？徐志輝說，當時這些農民工希望醫院出具職業病鑒定結果，但醫院解釋說，鑒定職業病需要出具勞務關系證明才能進行。對于那份傳到導子鄉政府的名單，醫院并不承認是他們傳真的。
徐志輝說，現在他們一邊去職業病醫院繼續尋求鑒定結果，一邊與爆破公司協商，同時，開始與深圳市政府交涉，希望政府能向爆破公司施壓以利于解決問題。
職業病維權，難在鑒定，難在制度
徐志輝見到記者后反復說的一句話就是，職業病維權，最難的是鑒定。
徐志輝本人因為有高中學歷，憑著多年的工作經驗，他早已拿到了由深圳市公安局頒發的爆破員作業證。但他說，像他這樣拿到這個證件的同鄉很少，他們這100多個人中，只有6人有這樣的證件。也就是這個證件，成了徐志輝維權的唯一憑證。
羅孝文告訴記者，塵肺病的職業病鑒定是一項系統工程，首先要求醫生和醫院有資質，在此基礎上，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做出鑒定。患者必須出示由用工單位開具的證明材料，證明患者和用工單位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才能最終被確定為職業病。
羅孝文說，國家明確規定，職業病是企事業單位和個體經濟的勞動者在職業經歷中，因接觸粉塵、有害物質等因素引起的疾病。職業病的形成，環境、人、職業三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
羅孝文翻開一大摞專業書籍告訴記者，職業健康監護技術規范規定，接觸矽塵工齡10年以下，要隨訪15年；接觸超過15年的，隨訪21年；接觸3年以下的，且接觸濃度達到國家衛生標準的才可以不隨訪。
一位參與維權工作的政府人員透露，鑒定難，難在制度。這批風鉆工普遍都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來到深圳打工的，當時的勞動制度并不完善，很多人來打工都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在工地上干了活兒拿了錢就走人了。
事隔多年，要找到當年的勞動依據確實非常困難。如今，為了維權，風鉆工們把能證明自己曾經在深圳工作的物件都拿出來了。比如已經去世的徐龍古，其妻在家里的碗柜中找到一張工作證，以此證明他曾在深圳做過風鉆工。而更多的人翻箱倒柜也找不出當年在深圳工作的物證。
徐志輝說，后來的維權結果是，哪怕能找到一張暫住證、工地出入證、工資單或者是飯卡都可以，但一來農民沒有法律意識，從沒有刻意留下這些生活記錄；二來湖南的風土習俗是病者死亡后會燒掉遺物；三來，很多民工都抱有“既然已經不在深圳打工了，就把東西全部都燒掉”的態度。
但徐志輝堅持認為，即使沒有這些證據，只要查出有塵肺病，這留存在身體內的病痛，為什么就不能做證據呢？
在徐瑞乃的胸片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兩個肺布滿了白色的點，密集成一張網。以后，這些點會聚集成一塊塊硬的疤痕，他的肺會像石頭一樣硬。
1990年，徐瑞乃跟著弟弟徐瑞寶從老家導子鄉雙喜村到深圳當風鉆工。當年，500元對于湖南農村的人家還是一筆巨款，但在深圳，在工地上干一天的風鉆工，就可以得到這筆錢。
他們干的活兒，就是在深達幾十米的花崗巖地下層面，用鉆炮眼的方式爆破形成巨大的樁孔，用來灌注水泥打地基。
徐瑞乃兄弟倆開始是兩個人一起打一個洞。在井下開工時，彌漫的塵土經常遮擋住視線，兄弟倆基本靠默契作業。后來改良了生產方式，他們才變成單獨作業，但塵土彌漫的工作環境依然沒變。
高收入激發了他們的工作熱情。風鉆工是按照工作的土石方數量發工錢的，一般1個人一天能干10立方米，1個月滿打滿算能加48個小時的班。有的人為了多掙錢，加到50個小時的班。徐瑞寶現在還記得，有一個月他天天加滿班，一個月就掙了1萬元。
不是有特別好的親戚朋友，他們一般還不會介紹這種“好工作”。也就是以這種帶親戚帶朋友的方式，從那時開始，導子鄉村民陸陸續續來深圳當風鉆工。僅徐瑞寶知道的就有200多人。“深圳的風鉆工市場是被耒陽壟斷的”。
“如果知道干這個活兒有這么大的風險，說什么也不能干了”
干了多年風鉆工后，徐瑞乃的病在2000年顯露。
“咳嗽，發燒，連上樓梯都費力。不能聞油煙味，連空調發出的氣味都不敢聞，我哥后來每走三步路就要停下來喘喘氣。”徐瑞寶說。
只干了4年風鉆工的徐術忠，2000年結束打工生活回家結婚，2001年就開始患病，今年，他的兒子才兩歲。
徐志輝說：“如果知道干這個活兒有這么大的風險，說什么也不能干了。可當時并不知道，而且覺得這病比起那些在流水線上打工造成的斷手斷指要好多了。”
收入高讓大家忽略了看不到的風險，徐志輝說：“我們唯一的防護是戴防塵口罩，口罩戴爛了才換，一般最少戴一個月。有的口罩爛了，粘起來還繼續用。”
徐志輝開始以為自己得了“肺結核”，到處求醫問藥，仍不見好轉。
就在徐志輝發病后的第二年，他見證了同鄉徐一龍的死亡。
2004年11月7日，四處求醫不得的徐一龍在地上滾了3個多小時，掐住自己的脖子，放開，又掐住，再放開，最后窒息而死。
徐志輝想起，當年和他一起闖深圳的徐龍古也是這樣去世的。“從2000年算起，僅導子鄉一個地方，就有10多人這樣離世了。”徐志輝說。
深圳承諾將通過綠色通道特事特辦
維權之始，有關協調會認定，有勞動關系的耒陽風鉆民工僅寥寥數人。有爆破證的民工被認定有勞動關系，而蓋有公章的工作卡卻不能證明有勞動關系。
但據徐志輝透露：“深圳市政府的態度是積極的，這一點我們表示認可。”深圳協調處理小組負責人不久后告知他，在賠償方面，他們已與相關爆破公司進行了聯系。對于不能確定勞動關系的情況，深圳市政府表示“將出于人文關懷，給予一定補償”。“但至于如何補償，補償多少，還有一個過程”。
7月30日下午，在深圳市市民中心，深圳市委政法委副書記翟忠泰對徐志輝等人承諾：“只要塵肺病患者能夠提供有關部分證據，深圳市勞動部門將通過綠色通道特事特辦，都予以確認勞動關系。”
徐志輝算了算，至少有17人被確認了勞動關系，另有14人可以提供相關依據，剩下更多的人，幾乎沒有采集到證據，他們又要返回遙遠的故鄉，從家中尋找希望。
就在本報截稿前，徐志輝接到深圳市政府對耒陽籍農民工塵肺病患者的處置方案：對于有勞務關系的按法律程序申請勞動仲裁；最終確認不了勞務關系的按Ⅰ期塵肺病和死亡人員每人7萬元、Ⅱ期塵肺病每人10萬元、Ⅲ期塵肺病每人13萬元的標準，一次性支付給患病農民工及死亡農民工家屬。
徐志輝說，在外人看來，他們目前需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是如何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他自己的愿望只是希望能在活著的時候拿到一點補償，去償還多年來治病所欠下的巨債。
現在他會經常告誡自己和別人的孩子：“你們還年輕，不要去干這個活兒，不要去走父輩的老路。”(劉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