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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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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元區經濟亂象叢生、國際經濟與金融形勢風險疊加的當下，西方政經領袖們原本希望借助G20戛納峰會向全球釋放歐債危機的風險，未料新興經濟體國家根本不買賬，以至于峰會落幕之后拯救歐元體系危機依然是昔日充滿金融優越感的歐洲經典資本主義國家的心頭重負。或許，這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筆者曾說過，從區內經濟的基本面來看，只要歐洲愿意勒緊褲帶，它依然擁有足夠的綜合經濟力量來避免歐元體系的崩潰。是的，今日歐洲的確很危險，但遠未黔驢技窮。因此，即便希臘最終走向債務違約，即便歐陸第三大經濟體的意大利也守不住，由此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肯定會大大超過雷曼兄弟破產時的狀況，但歐洲花了300多年建成的金融體系屆時就會瞬時蒸發嗎？不太可能！被歐美寄予厚望的俄羅斯和巴西等國也曾遭遇過金融危機，其對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的破壞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今日的希臘等國，但這些國家不也都是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慢慢恢復過來了嗎？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狡猾。當然也得承認，拯救歐元遇到的最大麻煩是：動員能力日漸衰弱的歐洲政治領袖更多時候會被早已習慣了“金融化生存”和“高福利享受”的選民情緒所綁架，不敢祭出有效但會觸及民眾既有福利水平的緊縮經濟政策。
危機當頭，全球的確需要有關負責任大國發揮“穩定器”的作用，更呼喚一場跨產業革命的到來，以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迷，但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早已被扭曲的美歐財富觀念與經濟發展路徑。
從經濟哲學的角度來看，1825年以來的每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都可歸結為資本家的貪婪與資本的掠奪本性。自從300余年前，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以來，財富觀念和財富模式一直為歐美所定義。在工業化初期，80%的財富來源于勞動和土地，勞動和自然物質共同構成使用價值的源泉；而勞動者的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資本的重要性在于為勞動創造條件。但是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當虛擬經濟大行其道時，世界財富觀念更演變成對金融資產的追逐。實體經濟和貨幣、股票以及債券共同構成了財富的四大生態。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在財富增值中的作用被無限放大。尤其是最近十年來，在以美元為中心、其他西方貨幣為重要支撐的支付體系下，在金融創新的號角鼓舞下，傳統工業由于邊際利潤率日益遞減越來越成為市場的棄兒；即便是高科技產業，也由于其高投入、高風險而使得部分工業資本家逐漸失去了興趣。極度繁榮的美歐金融業，在締造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財富繁殖速度的同時，也把本應是經濟發展最扎實根基的實體經濟擠到了一邊。虛擬經濟的極度膨脹，嚴重扭曲了世界財富的增長路徑，埋下了全球性經濟與金融危機的種子。
今天看來，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固然異常重要，但金融投資終歸只是為勞動創造條件，本身并不創造真實價值。但在唯利是圖的某些市場主體眼里，這卻成為創造市場價值的最優和最快的方式。而被選票制度綁架的西方政客們，又不敢以收縮民眾福利為代價來重塑經濟增長方式。這是財富路徑扭曲之后的政治決策機制扭曲。
今日歐洲經濟積重難返的現狀，理應引起曾視其模式為標桿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反思。實體經濟的深耕，無論何時都不應被排除在最優先的政策選項之外。特別是對實體經濟基礎本身就不很鞏固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如果將更多的經濟資源投入到易受國際市場影響與國際資本控制的金融產業以及房地產之類根本沒有戰略價值的服務業中，不僅會欲速則不達，更有可能在重心不穩、經濟免疫力不強的情況下，自吞金融苦果。
在全球經濟中心東移、相關治理機制變遷的過程中，中國若要博得與自身實力相應的話語權，進而成為全球經濟與金融“穩定器”，亟須盡早清除在美歐業已扭曲的財富路徑對中國經濟發展觀念的滲透，鏡鑒美日經濟發展教訓；盡力擺脫對既有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盡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向依靠深層次技術革命與理性消費驅動的軌道切換。對此，“十二五”規劃已給出了中國經濟增長路徑切換的清晰路線圖，但如何讓長期受制或依賴于傳統增長模式路徑的各級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實貫徹這張路線圖，仍是決策層亟須解決的問題。
以筆者之見，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盡快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確立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此外，還需結合業已開啟的新一輪全球產業革命，尤其考慮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硬約束，將更多資源投入基礎研究，致力于提高工業技術和創新與設計水平，切實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的有效性，力爭將經濟增長的重心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至于適應經濟轉型所需要的政績考核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房地產市場秩序清理和相關改革等等，無一不需要決策層拿出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前瞻性的措施，也同樣離不開作為政策落實層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級發展思維，以全力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非合作博弈。（作者章玉貴，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