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十多年中,房地產市場在企業的主導下,以逐利為目標,無論是色彩,還是建筑形態,都是用商業原則創造出來的。各種小區都是封閉的,保安站崗,把小區中的居民和圍墻外的世界完全隔開,在城市中形成一個個不相往來的堡壘,鄰里守望的安全感被保安所代替,傳統的和諧、融洽街坊格局被破壞。
在歐洲,傳統的老城都還在,房子都是臨街的,街坊大院是和公共性生活連接在一起的,人走出家門,就直接上了街道。多年來我們搞城市建設的樣本,其實全部是國外郊區建設的模式,封閉式的小區最終成為“睡城”——白天無人,晚上回來睡覺,沒公共生活,沒鄰里生活。
中國歷史上是有“城市”的,我們今天把“睡城模式”植入到中國的城市化中, 實際上是一種“反城市化”。最后的結果是所有的城市都變成大郊區狀態,道路、河道都被隔斷了,舊建筑很快消失,被一個個新建的封閉式小區取代,真正好的城市結構崩潰,公共生活越來越少。
城市生活的文明度要靠成熟的鄰里關系作為基礎,這種結構被改變,城市的基層結構就四分五裂,公共性的生活很難形成,政府投入巨大的各種基層建設機制,包括社區建設、基層黨建、“鄰居節”等所致力構建的和諧、穩定、文明度都很難真正起作用。建筑,可以改變人的意識和思想,希望這一輪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公租房建設用“開放式”格局,科學規劃,從建筑角度,重建城市公共生活,化解“堡壘”。
商品房價格差距很大,不同收入的人群,居住在不同的小區,凸顯階層差異。在原有的住宅開發模式下,這種局面無法改變。政府主導公屋建設,就可以通過“貧富混居”,構建“混合型”的城市居住結構。
公租房應可做到“人人均可租用”,根據各人收入多少,收取不同標準的租金。舉例說,在歐洲,有不少城市,公租房規模占到全部住房的一半。歷史上有不少建筑大師的著名作品,就充分體現了讓不同階層人群共享藍天、共享公共設施、和諧混居的思想。比如建筑大師勒·柯布西耶1952年設計的建筑史上的名作——馬賽公寓,從單身漢到大家庭都可以找到合適的住宅,并形成一個集體性社會,過著禍福與共的生活。公寓的底層架空與地面上的城市綠化及公共活動場所相融,讓居民盡可能接觸社會,接觸自然,增進相互交往。
以中國這么大規模的城市化,通過合理的建筑規劃,不僅僅是滿足人們住有所居,還能在科學基礎上,實現城市的現代化,并從中體現出優秀的價值觀和思想,這種對世界的貢獻,才真正稱得上“中國的軟實力”。
“公房”和商品房只是產權關系的區別,公房作為政府公益項目,不僅不應降低品質,反而應體現時代的水平,成為城市品質和品位的“主導者”、“引領者”。柏林二戰之后至今大量地搞公共住宅建設,很多大師都在那里留下作品。大家的觀念普遍是,這個是公共住宅,一定要設計好。走到哪里看到個好作品,就知道一定是公屋,而那邊那個差的肯定是商品房,“這么差,一定是開發商干的”。
在德國斯圖加特郊區,一批大師共同打造了公租房社區;現代設計的鼻祖包豪斯學派早期的一批大師,就專門為工人社區設計建筑。那些公租房社區,材料很樸素,但是設計很用心,投入也不大。現代建筑學甚至有一種觀念,建筑的造價不應太高,看到高造價的房子應該感到是“不道德”的。很貴的社區就屬于“不道德社區”。
建筑的設計思想,應有助于保持社會的品德、價值觀。要讓人們明白,生活品質不等于華貴,高端設計并不等于華貴的住房。韓國上世紀80年代曾興起“貧寒美學”的運動,提倡“貧寒是高貴的”的價值觀。中國傳統建筑理念的主流導向也是如此,白粉墻很廉價,但是代表品格高潔。明朝的文人看到老地主的雕梁畫棟,會報以輕蔑的一笑,認為那是低層次的人才會使用的。所以公租房的設計思路就應該是高端的、有文化的,但是成本不高、絕不華貴。
“高而不貴”的公租房應承擔創新使命,為中國的居住文明創造核心競爭力。可以不斷引入先鋒的、有創意色彩的設計理念。舉例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生土建筑研究中心就在里昂附近,是用生土、夯土技術,來創新建設公租房,有十幾個先鋒設計師的作品,完工后十分受歡迎,“一房難求”。面臨世界上前所未有城市化規模的中國,要為那么多人口在城市里提供住宅,又是社會主義國家,最應該高舉起“公屋”大旗,舉辦“中國公共住宅雙年展”,就像聞名世界的“威尼斯雙年展”一樣,成為“國家級品牌”,甚至成為“國家名片”。文/王澍(中國美術學院建筑藝術學院院長、教授)(整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方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