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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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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據媒體報道，聯合國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世界人口將在本月內突破70億大關。世界總人口在12年間增長了10億。根據預測，2025年世界人口將突破80億，本世紀末將會突破100億。
人口問題引發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正在日益加劇。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如果我們無法控制增長幅度，地球自然生態系統將會崩裂，人類將面臨滅頂之災。”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報顯示，我國總人口(含港澳臺)為13.7億多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長5.84%，年均增長0.57%。這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長率下降0.5個百分點。盡管中國人口數量增長明顯放緩，然而人口結構問題正日益凸顯。面對世界人口突破70億大關這一嚴峻現實，中國未來人口發展能否持續帶來積極的經濟社會效應，中國人口紅利能否延續，成為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焦點。
人口紅利還是人口負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人口因素作用不容忽視。資料顯示，最近三十年，中國人口結構呈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特點，這種有利的人口結構形成潛在人口紅利。
專家指出，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人口處在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持續增加以及占總人口比重不斷提高階段,從充足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兩個方面,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被稱為人口紅利。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教授等專家將人口紅利定義為：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加，使得人口撫養比(或稱“總負擔比”)處于下降過程，從而保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帶來的額外源泉。
有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可促進經濟增速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年~2000年，我國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速上升2.3個百分點，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1/4左右。
而這一情況似乎正在發生變化。如果將人口紅利源泉主要歸于人口轉變特定階段產生的年齡結構優勢，那么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其人口年齡結構自然會發生變化。
事實上，中國目前正在處于人口結構深刻轉型時期，即從勞動年齡人口占優勢的人口結構轉變為老年型人口結構。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老年人比例顯著提高。
有專家表示，這表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優勢的人口結構正發生深刻轉型，人口紅利優勢可能會逐漸消失。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系教授王豐認為,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獲利期即將結束,取而代之是老年人口負擔呈累進式加重趨勢的人口負債期。
一些業內專家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在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情況下,個人和家庭未雨綢繆可產生新的儲蓄動機,形成新的儲蓄來源,其在國內外金融市場投資還可獲益。這被稱為“第二次人口紅利”。
蔡昉教授表示，第一次人口紅利有限,其逐漸消失后還可創造條件利用第二次人口紅利。他認為，通過產業轉移和教育等途徑,中國將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
結構失衡系根本癥結
近兩年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持續出現“用工荒”。不少勞動密集型產業招不到人。有專家指出，其重要原因正是我國人口結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每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適齡人口在不斷減少。這被認為是人口紅利窗口期即將關閉的信號。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認為，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具體體現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農民工成為勞動力供給主要來源,勞動密集型產業獲得比較優勢。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最近30年中,人口紅利作用巨大。有數據表明，改革開放期間，勞動力在地區和部門間(主要是從農村到城市及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對GDP增長率貢獻率為16%~21%。
然而，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一些專家認為，中國已越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勞動人口存量將于2015年前后開始下降。
中國人口紅利還能持續多久？持這種疑問的人不在少數。更多人則對當前人口發展面臨的多重阻礙表示憂慮。比如獨子老齡化、老年空巢化、高齡失能化和獨居孤獨化，以及出生性別比失調和可婚人口性別失衡等問題日益嚴重。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假設女孩為100)是118.06。國際出生人口性別比正常水平是102~107，中國遠高于正常值。專家預測，到2020年，將有3000萬至4000萬處于婚育年齡的男士“被剩下”。
2009年《國家人口計生委關于進一步深化綜合改革創新體制機制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當前，人口和計生事業發展水平與科學發展、民生改善、市場經濟、社會轉型不適應的矛盾還較突出；穩定低生育水平的長效工作機制尚未完全形成；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工作還較薄弱；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未得到有效治理；人口和計劃生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還有不小差距。
這些都在拷問中國人口紅利能否持續。穆光宗教授認為，我國人口生態失衡已成當前頭號人口難題，是深層次結構性問題。
人的全面發展是關鍵
事實上，人口結構失衡正阻礙人口紅利實現。按照穆光宗教授觀點，我國人口問題已從單一人口增長問題轉變為集人口數量、人口素質、人口結構、人口分布、人口流遷為一體的復合人口問題。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人口問題本質是發展問題。以往人口控制只解決人口增長快慢和增量多少，未能從根本上統籌人口發展。
2009年3月，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李斌在出席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委員會第42屆年會時說：“中國的目標是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就是保持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此前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強調，要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變人口壓力為人力資源優勢，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這標志著我國以人為本的科學人口觀的確立。
有專家表示，人口紅利實質是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源開發。而這一切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和人的全面發展。
穆光宗教授認為，以人為本是科學人口發展觀的核心，其實質是強調以“人”的發展來解決“口”的問題。即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統籌解決人口數量和結構問題。
業內人士表示，我國當務之急是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進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轉變，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觀點
多點開發收獲可持續人口紅利
穆光宗
“人口低負擔比”只是提供了獲得更多人口紅利的結構性條件，本身并不是人口紅利。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口的社會貢獻和社會價值。人口紅利有很多類別，需要細分：
首先是工作人口的生產紅利。這里工作人口主要是指橫跨二三產業的人口。勞動力人口是最活躍的生產要素，是具有創造能力和生產能力的人力資源，人類文明成果都來自工作人口的生產貢獻和紅利的轉化。由于我國人口生育率下降并維持在很低水平，導致年輕勞動力供應不足，所以從年輕人口數量供應角度看，人口生產紅利將衰減。但是從年輕人口素質角度看，由于新生代受教育程度提高，所以人均生產紅利可能得到提高。
其次是第三產業人口的服務紅利。在第三產業從事服務業的人口貢獻的是人口服務紅利。老年護理業因年輕人口供應不足會出現“老年護理紅利衰減”現象。有數據稱，我國龐大的失能老年人群至少需1000萬老年護理員，實際符合要求的老年護理員僅2萬左右。
再次是全體人口的消費紅利。人口擁有天然的消費力，人口問題之一就是正當的消費需求得不到滿足。有生產就需要消費，有消費就有生產，擴大內需需要人口增長和人均消費水平的推動。
第四是愛心人口的道德紅利。道德紅利是非經濟紅利，卻標志著社會人口發展的文明程度和現代化程度。一個社會愛心人口越多，潛在的道德紅利將越多，社會就越是和諧溫暖。
要實現可持續的人口紅利，途徑如下：第一，知識技能的教育和人文道德的教育要平衡好，擺脫經濟中心論。人口紅利不單純等于經濟利潤。第二，在職培訓和終生學習要平衡好，可持續的人口紅利需社會推動和自我推動。第三，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積累要平衡好，前者是開源，后者是積累。采取積極就業政策才可能獲得更多人口紅利。人口的生產紅利是人力資本的釋放，21世紀要倡導“人腦論”，知識和創新是“最后的資源”。在人口老齡化加快的階段，我們要鼓勵“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實施積極老齡化戰略，延長老年人口紅利的收獲期。
觀點
更有效地利用稀缺勞動力資源
左學金
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明確揭示了我國人口增長趨勢正在發生從總量增長走向總量減少的重大轉折。我國大陸人口總數為近13.4億，過去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為0.57%，可以預見在未來10多年內將走向負增長(人口總量減少)。與人口總量變化相伴隨的是少子老齡化的進程不斷加快。
“六普”數據還表明，我國人口空間分布格局并未因全球金融危機下我國沿海部分制造業向中西部轉移而發生根本性變化。北京、上海、天津、廣東和浙江成為全國常住人口增長最快的省(市)，全部集中于沿海地區三大城市群；而常住人口負增長的六個省份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區。
我國人口變動首先影響的是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近年來部分農民工工資提升，沿海企業面臨招工難等現象背后，都是上述人口總量和結構的變化。現在學界還在爭論“劉易斯拐點”是否已到來。實際上，劉易斯模型假設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存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工資水平不會因對勞動力需求增加而提高。近年來我國農民工工資較快提高說明，我國已實現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的轉變， “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為了應對這一重大變化，我們應進一步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效率，更有效地利用稀缺勞動力資源。要建設全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減少勞動力空間流動和社會流動的障礙。
勞動力的“社會流動”也值得關注。農民工能否成為所在城市的市民？目前中國城市化的一個問題是淺城市化，造成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包括收入分配問題、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等。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
勞動合同法試圖通過一種方法來保護勞動者，即增加企業辭退工人的難度。這樣做是因為勞動力流動后利益會受損，更好的辦法是勞動力流動利益不受損。
當然，還會涉及許多其他問題，例如如何調整我國的生育政策，避免生育率過低、人口總量下降過快和少子老齡化進程發展過快；如何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進一步提高人口素質；如何更好地利用老年勞動力資源，如何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在理論上和政策實踐中不斷加以研究探討。本報記者 王瑜
鏈接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簡稱《公開信》)發布，中國由此進入了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急剎車”時代。公開信的發布成為我國人口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重大轉折點。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實際上已標志我國的人口發展開始淡出人口控制為中心的思路。
●200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以人為本、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新的命題提出標志著后《公開信》時代的真正到來，也標志著我國確立了科學人口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