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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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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京城24所打工子弟學校被關閉，另一種頗具行為藝術特色的打工子弟學校卻建立了起來。這一次，寄托打工子弟夢想的是十幾個被漆得五顏六色的集裝箱，它們被安放在打工子弟愛心會（簡稱CMC）在北京東北郊黑橋村建造的社區里。這個面向打工子弟開放的項目，創意和行動一樣大膽，CMC的工作人員解釋，有過前車之鑒，“這樣做只是為了方便和我們的服務人群在一起，他們搬遷，我們也搬遷。”（10月17日《齊魯晚報》）
生活從來不憚以藝術的方式表達悲情。用集裝箱創建打工子弟學校，倘若不是身處實地的采訪，也許人們真會把這樣的集裝箱教室，當成幾個小年輕借以反諷現實的行為藝術。畢竟，聯系到此前的城市蝸居集裝箱，乃至打工子弟學校先后被關閉事件，集裝箱教室這樣的教育模式，難免不讓人生出一種打工子弟教育被迫遷徙，擱淺于城市邊緣的巨大悲涼感。
然而，跳脫出“集裝箱教室”這一名詞給予我們的直接觀感，回到集裝箱教室本身。面對那些被漆成五顏六色、頗具現代感的集裝箱，面對集裝箱內四人圍成一桌、孩子們自覺學習的新型教育模式，面對那些別開生面的生活技能培訓，乃至對打工子弟父母的家庭教育培訓，無可否認，集裝箱教室在一場城市化對打工子弟的驅離行動中，似乎正在“無心插柳柳成蔭”———這種從教育細節著眼，脫離了尋常應試、不吃教育“大鍋飯”，而是顧及每個孩子作為個體存在的教育模式，或已正在成就集裝箱教室讓人心動的教育之美。
集裝箱教育尊重每一個體的尊嚴，無論你是貧窮孤寡，還是問題少年，都可以用一種慈悲將之包容。這種尊重，與城市管理者動輒以人口資源壓力為由，驅離底層人群的粗暴，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無論如何，在集裝箱教室內的生活，總好過沒有教室的生活。不在集裝箱內接受教育，他們會有更好的地方安放自己的童年嗎？在當下的一些城市政策中，這樣的問題讓人找不到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集裝箱內接受教育的童年，已經是一桿秤，測量出了他們生活背后的沉重與悲涼，也測量出了城市公共政策的無情。當集裝箱教室已經成為孩子們接受教育最好的安樂所時，這樣的教育安樂不是城市的榮耀，而應成為城市乃至教育反思的標本。
這種情境下，如果城市管理者不僅不對他們施以援助，反而以非法建筑之名，將他們驅離到更偏僻荒蕪的地帶，這種制度乃至人性的荒蕪，恐怕才會將集裝箱教室的生活悲情演繹得更加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