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高利貸行為觸發的險情說明了什么?它的根源又在哪里?它為何能延續這么長的時間,擴展到如此大的范圍?對溫州民間金融這樣的高利貸行為,僅是引導之、救助之就可以抹平的嗎?如果放虎歸山,那么溫州的高利貸行為是不是會掀起新一輪的炒作高潮?特別是這些人會不會重新進入住房市場炒高房價,讓政府房地產宏觀調控前功盡棄?
這些問題,實在很值得深入探討。
起源于溫州的高利貸,迄今已蔓延到全國許多地方,它給整個中國經濟所帶來的風險實在是難以估量。這是現行中國貨幣政策、金融制度安排下的一種嚴重的金融亂象。如果不是因為溫州民企老板接連“跑路”,這種金融亂象還不知道將延續多久并泛濫到什么樣的程度。因此,筆者以為,對于溫州的高利貸行為,絕非僅是借助一個新的概念來救助就能解決的問題。因為,當前溫州高利貸所導致的金融危機,并不是什么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也不是中小企業經營困難要救助的問題,而是高利貸的當事人或企業利用當前中國金融體系的不健全、不規范及制度缺陷,有意擾亂市場經濟秩序、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扭曲金融市場價格機制的結果,而這種結果之所以會持續的時間這么長,蔓延范圍這么廣,很大程度與金融監管缺失有關,也與地方政府不作為有關。如果政府僅是從中小企業融資難的角度來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僅可以使相應的監管部門得以推卻責任,也可能會讓這些高利貸的當事人及企業重操舊業,又掀起新一輪的高利貸熱潮。
近十年來,國內許多行業、產業、商品炒風四起,大多都與溫州的高利貸脫不了干系。比如溫州炒房團,就是以溫州的高利貸為融資平臺的。這些炒房者利用溫州的高利貸市場,把許多城市的房價炒得在短期內飆升數倍。而溫州炒房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國住房市場得手,又使得溫州炒房團志得意滿越炒越瘋狂。就這樣,以溫州高利貸為融資平臺的各種市場炒作者,這些年來轉戰南北,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炒作住房、炒作礦產資源、炒作煤礦、炒作農產品等熱潮,這些人賺得盆滿缽滿,短期內暴富。而在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人聚集的過程中,經濟生活秩序被擾亂了,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被扭曲了,整個社會的核心主流價值被嚴重侵蝕。這些一夜暴富者的事例,引得更多人及企業不想從事實體經濟生產,不想創造社會財富,一心只想捕捉到下一個炒作機會。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當前國內的房地產泡沫、民間高利貸這兩大危害中國經濟的因素都是這種賭徒心態的結果。
國內房地產的泡沫不擠出,中國經濟面臨的危機與風險就難解除。非常糟糕的是,在溫州炒房團的示范效應下,不少人已視房地產為最能賺錢的工具,最得力的增長財富工具,足以牟取暴利的工具,一輪又一輪住房投機炒作的熱潮遂成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大奇觀。在這種狀況下,當政府的住房政策不允許再把這種住房炒作延續下去時,這些瘋狂炒房者就開始玩“炒錢”游戲了。當前民間的高利貸不僅是一些人牟取暴利的工具,也正在演變成普遍的融資行為。這種融資行為,不僅在規模上嚴重侵蝕著正規的金融市場,而且高利貸利潤也高到了幾近“瘋狂”地步。據《羊城晚報》調查報告的數據,近來民間借貸利率已普遍漲至月息6分到8分,換算成年息高達72%至96%,個別民間借貸公司年息甚至上升到120%。而當前銀行一年期貸款利率為6.65%,廣州民間借貸利率最高已達銀行貸款利率的18倍。想想看,這是怎樣的誘惑!
面對高利貸的超大誘惑力,近年間,無論是自然人、企業法人、上市公司、商業銀行、還是公益基金及公務員都紛紛被誘入其中。早幾年,這種高利貸還僅發生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民間借貸市場,而現在經濟落后的地方也開始感染并迅速蔓延。對于這些炒錢者來說,賭徒心態發展到極端,而當這種借貸無法歸還時,“逃”便成了當事者上策。從目前的情形看,只要通過各種途徑進入高利貸巨額信貸資金沒能盡快、徹底撤出,就不能排除最終可能引發全國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威脅整個國家金融安全及整個社會穩定的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當前政府出臺政策支持中小企業融資,減輕中小企業的各種負擔,確是可行的選擇,但是決不可用政策來救那些在全國各類市場投機炒作的企業或個人,更不能救助那些由于高利貸而破產的企業或個人。不僅不該救助,對這些高利貸行為還理應采取嚴厲處罰措施,這些高利貸企業或個人,該破產就得破產,如果違法,就得追究法律責任,決不可姑息。
為了嚴厲打擊高利貸的行為,中央政府還需要抓緊制定相應的行業規則,比如嚴厲禁止銀行工作人員、政府公務員從事高利貸行為等等,必要時還得追究一些地方政府的責任。不能不說,一些地方的高利貸盛行,很大程度上與地方政府監管不力是分不開的。現在眼見高利貸正在引爆危機,這些地方政府便拼命希望由政府來救助,從表面上看這是在極力拯救當地的經濟,其實這也是在極力掩飾他們自身所應承擔的責任。因此,對近年間高利貸盛行及泛濫的地方,同樣要追究其地方政府官員的責任。要不然,就不可能真正全面遏制泛濫的高利貸。(易憲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