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地方在發布有關群體性事件的信息時,愛用“不明真相人員”“不明真相群眾”等詞句。日前,吉林通鋼集團通化鋼鐵股份公司發生群體性事件后,“不明真相”一詞再次被反復提及。 這一說法耐人尋味,值得反思。 首先,如果說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是“不明真相”的群眾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蠱惑、挑動的話,那么在事件發生之前為什么不能讓群眾知道“真相”?或者在事件醞釀階段和剛露苗頭之時,用公布的“真相”平息群眾的疑問,把群體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狀態?說群眾“不明真相”,并不等于真理站在了自己一邊,反而暴露有關部門沒有盡到應盡職責。 其次,指責參與群體性事件的群眾“不明真相”,無異于就說老百姓沒有分辨事非的能力,這與事實不符。不容否認,有些事件確是因信息不實造成一些群眾盲目參與,但即便是這樣的事件,一般也有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甕安事件最終證明當事人是因溺水死亡,但根子上卻與當地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群眾安全感指數很低,干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相關。同樣,通鋼事件是不是也有企業在重組過程中,沒有照顧到職工利益的問題?老百姓都愿意過安定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最后,把群體性事件說成是少數人教唆“不明真相”群眾引發的,還有推卸自己的責任的嫌疑。近些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往往有地方政府工作沒有做好,發生問題后處置不當的原因。中辦、國辦日前印發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明確提出,要對“在行政活動中濫用職權,強令、授意實施違法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黨政領導干部進行問責。借口群體性事件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挑起,可掩蓋自己工作失誤或試圖減輕自己應負的責任。 當群體性事件發生時,輕易地稱成百上千的群眾為“不明真相”,是傳統思維模式在作祟。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就甕安事件的經驗教訓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要打破群體性事件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在少數壞人的煽動下”發生的公式,值得人們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