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有一些人聞功則喜,聞過則怒,指責批評報道“影響穩定”,斷定是輿論監督“傷了事業”,抱怨“天下本無事,媒體來擾之”,把自己工作的過失推到傳媒身上。
應當承認,確實有少數媒體在點擊量、收視率、發行量的誤導下,炮制“紙餡包子”,謠傳“尸油煮粉”,持論聳人聽聞,造成不良社會影響。這些做法無疑罔
顧媒體責任,損傷了社會信心。但我們也不能以偏概全,由此否定媒體的正面作用、拒斥輿論的批評監督。許多事實已經證明,正常的輿論監督正是工作的推進器。
事實第一性,新聞第二性;問題在先,輿論在后。這是我們判斷媒體作用的科學視角。馬克思說過:報刊是公眾的捍衛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敏銳感知社會痛
點、難點、焦點,真實還原問題的發展過程,這既是媒體的社會責任,更是履行胡錦濤總書記對媒體提出的“宣傳黨的主張、弘揚社會正氣、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
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搞好輿論監督”社會職能的現實途徑。
近年來,在質疑聲中揭露“周老虎”真相、修復政府公信力,在反思“被精神病”現象中推動精神衛生立法,在持續追問中大力推動慈善組織的信息透明……這些案例,彰顯了媒體參與、輿論監督的巨大力量,也說明媒體的介入和有關方面的積極反應,有利于形成推動“善治”的合力。
由此看來,一些領導干部慨嘆,“輿論監督也是正面報道”、“壞事變成了好事”,其實有兩層意思。從媒體作用看,直面熱點、反映問題,固然會帶來一時的
難堪與被動,卻引起了療救的關注,創造了事態向好的方面發展的契機。從地方和部門作為看,媒體的“怎么看”再痛切深刻,沒有相關部門“怎么辦”的扎實接
棒,問題矛盾依然不能破解。
于媒體而言,社會責任越大,就越要用好手中的話語權。一事當前,最需要客觀公正地分析問題,正確引導社會輿論,而不是情緒宣泄;攻堅克難,最難得的是
建設性意見和思路,給人們帶來信心和希望,而不是輕率地懷疑一切。紛繁復雜之中,媒體理性是重要支點,這才能涵養社會理性、推動社會進步。
對治理者來說,更應認識到,媒體不是事件的起點,也不是事件的終點,而常常是“拐點”。明智而負責的治理者,不僅能主動適應全媒體背景下的監督環境,
把接受監督作為一種政治素養;而且能善待、善用、善管媒體這一治國理政的重要資源和手段,由“問題”入手,實現善治。在云南孟連,當地融化干群堅冰,創造
了群眾工作的“孟連經驗”;在湖南郴州,政府理順利益格局,變暴力強拆為和諧拆遷,無不見證了這種變化。
“一條微博、一段微視頻、一句流行語,都是微動力,都可能成為引起風暴的蝴蝶翅膀”。這“風暴”,到底是“過也,人皆見之”的噓聲,還是“更也,人皆仰之”的掌聲?贏得好評,當從善待“差評”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