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之邀，美國副總統拜登于8月17～22日正式訪華。當前正值國際形勢動蕩不安之際，中美兩大國“求同化異”乃至共渡難關更顯關鍵。
拜登訪華備受矚目，主要是因特殊時機耐人尋味：一是美國債務問題正引發國際金融市場新的震蕩，西方發達國家“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有所增加，世界經濟穩定與可持續復蘇又遭嚴峻挑戰；二是美國國內民主、共和兩黨傾軋不已，奧巴馬總統支持率顯著下降，其2012年競選連任之路生變；三是拜登抵京恰逢中美關于徹底解決美對臺軍售問題的“八·一七公報”簽署29周年之日，日子頗為“敏感”。時過境遷，但美對臺軍售至今仍久拖不決，已嚴重不合時宜。
拜登此訪任務看來大致有三：一來落實今年年初胡錦濤主席與奧巴馬總統會晤所達成共識，與習副主席共建中美副元首之間的直接聯系，以進一步加深中美戰略互信；二來力求讓中國對美債務問題“放心”；三來就美對臺軍售試圖加以“辯解”。
中美分別是當今世界第二與第一大經濟體，中美關系對雙方及世界更顯緊要。兩國經濟高度相互依存，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2010年雙邊貨物貿易額為4570億美元，中國現持有美國國債1.166萬億美元，仍為第一大持有國，中國當然有理由擔心自身對美投資的安全性。
拜登訪華令世人再度聚焦中美關系，而只有將此訪與當前國際形勢深刻復雜演變的大背景相聯系，才能更好地把握中美關系大趨勢，大背景即當今世界呈現“大轉型綜合征”。把脈這一綜合征，其癥狀突出地表現為美歐日西方大國遭遇的“四重挑戰”。
一是在經濟上，美歐債臺高筑，經濟增長嚴重乏力。美國通過調高債務上限逃脫違約、“借新債還舊債”、自我“緩刑”，以致美主權信用被“降級”，英國《金融時報》指美國此舉為“自我毀滅”。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發酵，英、法主權信用備受質疑，德國今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僅千分之一，難再“獨善其身”。
二是在政治與社會方面，西方一貫極為自負的民主自由體制與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失靈”。在歐洲，挪威極右翼分子制造駭人“大屠殺”，暴露出諾貝爾和平獎“老家”深刻的社會與族群矛盾。英國百年老報竊聽丑聞曝光，倫敦大規模騷亂之中“紳士風度”蕩然無存，凸顯社會嚴重不公，西方“新聞自由”與“互聯網自由”的價值觀光環失色；在美國，“茶黨”保守派與民主黨左翼嚴重對立，政治日趨“兩極化”，兩黨之間、白宮與國會之間圍繞增稅還是削減福利開支鬧得不可開交；在日本，執政黨內部及朝野之間惡斗不已，現行體制在巨災面前應對失措。
三是在安全危機領域，西方安全困境加劇。恐怖主義在美歐生根，“本土獨狼”更難對付。美軍引以為豪的“海豹”突擊隊在阿富汗遭受重挫，塔利班頻頻得手，美“撤軍大計”備受困擾。債務危機持續致使美歐均需長期“勒緊褲帶過日子”，美國“高得離譜”的軍費難以為繼、軍事霸權面臨沖擊。日本“3·11”大地震之后余震沒完沒了，重大天災及核事故后遺癥對日本國家安全構成真實而嚴重的威脅。
四是在外交上，西方應對中東北非亂局黔驢技窮，干預他國內政不再隨心所欲。“北約”武力干涉利比亞內戰騎虎難下，西方列強在聯合國安理會炮制干涉敘利亞決議的企圖遭到“金磚五國”聯合抵制。
由此看來，
金融危機與霸權主義交織作用，西方大國受了“內傷”，并且普遍傷得不輕。
而從世界大轉型的實質看，是“后金融危機時代”開啟，美國霸權與西方大國主導權在“搖晃”，呈現整體頹勢，世界權力重心一部分轉向“東方”的亞洲與“南方”的發展中新興大國，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與西方大國停滯甚至下滑形成鮮明對照。世界正處在國際新秩序誕生的“前夜”，這是自近代西方列強建立并主導國際體系將近二百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歷史性時刻”。
對于當今世界的大轉型，中國唐朝哲理詩“大家”劉禹錫的兩句名言堪稱貼切，一句為“東邊日出西邊雨”，“東邊”即新興大國與亞洲發展中國家，“西邊”即美歐日發達國家；另一句則為“道是無晴卻有晴”，“無晴”即西方債務危機引發世界經濟大波動，“有晴”即新興大國經濟形勢與總體發展勢頭繼續向好。
西方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此消彼長，既是世界大轉型的一條主線，也構成了國際關系新的主要矛盾。在新舊國際秩序復雜更替之際，西方絕不甘于“大權旁落”、竭力維護國際體系主導權，新興大國則努力爭取對國際體系的平等參與和決策權。如果雙方之間激烈博弈，世界失序與無序的一面將相對突出，國際危機頻發，天下似乎會“大亂”。但綜觀之，世界大轉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世界正逐漸由西方“主導”轉向新興大國與西方大國“平等對話”乃至“平分秋色”。
面對世界大轉型及其伴隨的動蕩不定，新興大國“成長的煩惱”增多、需轉變發展方式，西方大國遭遇“停滯的痛苦”、需“脫胎換骨”，新興國家與西方大國之間亟需加強溝通協調與相互調整，中美兩國對世界的平穩轉型更是肩負共同的特殊責任。而這也正是觀察拜登訪華真意之所在。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