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地區發展差距?地區差距問題始終是復雜的、多維度的現象,因此在理解和應對社會公平問題時也需要采取多視角、多層次的方式和體制。按照政治經濟學的框架,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相互作用,而且從差距的角度來看,除了市場機制以外就是政府。政府方面,取決于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就是地區政府縮小地區差距的意愿,從弱到強;第二維度,就是國家能力,包括對資源配置的能力,包括財政轉移支付等等,它也有弱和強。
中國地區差距的變遷情況:
第一,“一個中國、四個世界”: 第一世界,高于上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如上海和北京; 第二世界,高于下中等收入國家,但低于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如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福建和遼寧;第三世界,高于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但低于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如河北,以及東北和華北中部地區;第四世界: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如中西部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邊遠地區。
第二,“四個世界”的轉移。中國各地區人均GDP增長率差異甚大,但不同程度都高于世界增長最快的第二名國家。中國各地區人均GDP水平呈現“一個中國、四個世界”,但是不斷從第四世界向第三世界、第二世界轉移;中國地區人均GDP差距系數經歷先縮小(1978-1990)、再擴大(1990-2004)、再縮小(2004-2010)的過程。
第三,中國出現多個“世界”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初期差距效應,即發展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或發展起點不同對于一定階段差距擴大具有主要作用。二是增長速度累計效應,即使不同國家或地區增長率很小,差異會給收入水平帶來驚人的影響。三是投資于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無形資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資于自然資源開發、物質資本和有形資本的收益,在中國不同地區之間,投資模式大不相同,沿海發達地區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要顯著高于中西部內陸地區。
第四,幾個指標的衡量。一是人口預期壽命的指標。2010年,重慶是76.7歲,高于全國73.5歲,也可以說相當接近于美國78.5歲,那么到2015年將達到77.2歲,建議能夠爭取未來5年提高1歲,以作為健康重慶最關鍵的指標。二是人的發展指標。1982年,下中等人類發展指標占了56.5%,低人類發展指標占了41%,兩者加一塊將近98%;到2008年,30%進入0.8以上,近70%是“第二世界”;2020年,中國的 HDI指數進入到“第一世界”,且相當多的地區進入到0.9以上。HDI指標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指標。三是人力資本指標。因為中國的現代化實際上是十幾億人口的現代化,它的本質就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本質就是人力資本能力不斷提高。
未來,中國的地區差距不斷趨同,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市場機制,人們用腳投票推動。從人口流動來看,即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010年“流動人口”規模達2.6億人,比2000年增加1.1億人,增長率達81.03%。二是政府戰略推動。實行西部大開發戰略(1999)、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2004)、中部崛起戰略(2006)等政策,加大支付轉移,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等。
對未來的展望,有五個結論:一是中國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將繼續縮小和美國的人均GDP的差距;二是各地趨同或稱為國內趨同,特別是人均GDP的差距持續下降;三是各地區的教育發展水平趨同;四是各地的健康發展水平趨同,這不僅包括人口預期壽命,也包括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特別到2020年,無論是嬰兒死亡率還是孕產婦死亡率,基本是現在發達國家或者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五是基本公共服務的趨同。到2020年,中國將走向富裕社會,這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