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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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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2011年綜合開發研究院北京年會在亮馬河大廈召開。會議就三個主題展開研討：一是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布局。二是低碳發展與緊湊型城市規劃。三是“城市病”與城市治理。
會議中專家學者各抒己見，通過深入解析中國的城市化及公共政策的現狀，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所涉及的人口及城市管理等相關問題加以探討，為各級政府提供決策參考建議，促使相關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更加科學，并希望能夠使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更加和諧，更有效率。
樊綱：公共政策仍將是研究院的主攻領域
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
綜合開發研究院的研究和咨詢領域主要是公共政策問題，力爭在公共政策研究領域能夠有所建樹，在國內的政策問題以及國際上能夠有一定的影響。
現在中國方方面面都涉及很多公共政策，經濟政策、發展戰略也是公共政策問題。而公共政策更多涉及的是社會問題，包括公用品的供給問題、公用事業發展問題，比如城市化建設、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等。現在越來越多的包括城市化進程中的很多社會問題，如“城市病”、貧富差距、農民市民化等公共問題，所以公共政策是一個大領域，涉及方方面面，同時有一個特點，多數是研究公用品的提供、公共物品或者半公共物品的提供。在經濟學理論研究當中，這也屬于前沿性問題，比如環境、低碳，都屬于前沿性的問題。因為公用品的特點無法定價，無法很清楚地界定收益和成本邊界，如金融危機爆發了，包括《華爾街2》的電影里面反復用的“道德風險”這個詞，都是公共品的問題，都屬于有成本和個人收益成本比較難界定的情況下出現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今天，我們最初是發展市場，發展市場多少是你賣東西我買東西，涉及的人群、利益集團很多。現在發達國家除了基礎設施—硬公用品，軟公用品（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教育、衛生）占的比重也越來越大。所以我們有這樣一個方向具有長期的意義。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布局
主持人
李曉西：城市布局問題多
職務：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城市布局的問題比較多，城市群這個概念提的很早，王建教授在1991、1992年就講城市群。大城市和衛星城，也是城市布局的問題，還有中心城市的輻射力。關于討論中國的城鎮化和城市化的關系，怎么理解小城市，要不要搞？麥肯錫的概念就是大城市，只有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最節約資源，如果中國都搞成這么大的行不行？還是大中小并舉？還有沿海城市和內地城市，這次日本福島出事，大家都意識到以后工業布局和城市關系太大了。
辛華：城市的承載力局限可以突破
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資源平衡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城市承載力問題，本質是發展方式的問題；承載力局限可以突破。承載力是城市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動態平衡的結果。發展與承載力是互為因果的關系所以對承載力的問題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發展能夠提升承載力：現代生產技術應用及經濟的投入可以改變資源環境的約束條件。
人口是承載力的結果，實際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的決定因素是一個城市的社會經濟因素決定的，是一個城市的資源稟賦決定的，所以人口的承載力問題并不是通過控制人口來體現，是通過社會經濟的轉型控制，通過一個城市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來控制。還有城市人口結構的多樣性也是由一個城市的產業經濟規模決定的。
我們認為，在一個開放的系統中，城市能夠從外部獲取稀缺資源。隨著社會與科技進步，城市可以不斷突破承載力的局限。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轉變發展方式迫在眉睫。集約化、規模化為城市化發展的大趨勢。二是轉變發展方式，突破承載力局限的深圳案例。資源環境剛性約束形成了經濟轉型的倒逼機制，資源環境和城市發展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突破承載力局限，深圳可以建立成一個具有3000萬人口承載力的特大城市。
肖金成：未來中國將形成十六大城市群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城鎮化戰略是我們上世紀90年代末研究的題目，十七大之后我們所承擔了一個課題——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經過近一年的研究，提出了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就是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并舉的道路，并提出，以農民工為主體，以城市群為主要載體，農民工市民化。這在“十一五”規劃綱要中體現出來了，“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提出，城鎮化戰略是國家戰略，尤其是城鎮化的意義，“十二五”規劃綱要把城鎮化和統籌城鄉發展聯系起來，把城鎮化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聯系起來，把城鎮化和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聯系起來，這樣，城鎮化的意義就到位了。
目前，世界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50%，中國是49.68%，還沒有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可見我們的城市化水平滯后，所以“十二五”在城市化問題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城市群是未來城市化的載體，“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綱要，國家對城市群非常重視。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已經形成了十大城市群：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山東半島、遼東南、中原、長江中游、海峽西岸、川渝、關中十大城市群。未來還要形成新的城市群，以長株潭為中心的湘東城市群，以合肥為中心的江淮城市群，以長春、吉林為中心的吉中城市群，以哈爾濱為中心的黑龍江西南部城市群，以南寧為中心的北部灣城市群，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的天山北坡城市群。加上這六個，未來中國將有16個城市群，這樣就把城市化的基本人口承載起來了。
王建：高鐵將給中國帶來巨型城市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這兩年高鐵在中國發展非常快，中國的城市化必須以大城市為趨向，高鐵的投入使用大大拉升了城市的半徑，過去如果說一小時都市圈是以一百公里為半徑，進入高鐵時代，城市的半徑拉到300公里，都市圈的半徑就拉到了300公里。所以，我們現在需要關注的有可能由于一種新的技術和工具的出現，帶來一系列的革命。一種新運輸方式的出現，會導致空間結構的變化，而這種空間結構的變化，它的作用方向有可能使城市之間的距離變短了，城市的功能發生了變化，現在兩千萬人口就是太大的城市了，將來在中國可能會出現所謂的巨型城市，五千萬人口的城市。我覺得我們應該關注這樣的變化。
如果說我們能夠改造流通體系，流通費用會降低，流通體系會隨著供應鏈的發展，高鐵等技術的發展，有新的變化，新的時代會到來。是不是這樣的趨勢，我們好像看到了這樣的前景。
秦虹：同城化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受國家發改委委托，我們對沈陽經濟區八個城市，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示范區的大課題下，做了同城化研究。我們認為，“同城化”是同一區域內若干城市在空間、經濟、社會等方面相互融合、互促共贏、協同發展，循序漸進地發展成‘仿佛同一個城市’的過程。
同城化內涵有幾個方面：同城化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嶄新方式，又是一個逐漸消除行政區域間差異的動態過程。除了在經濟上，在基礎設施、社會、環境等規劃方面也同步發展，所以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式。同城化既是一個靜態特征，更是一個動態過程，一個長期形成的過程。推進同城化還是一種區域發展戰略，要用這種思維和策略有意識地引導規劃，包括政府間的有效合作。推進同城化是區域內各城市形成正和博弈、形成互利互贏的有效方式。
我們認為同城化有利于區域一體化和城市與區域競爭力的提升，通過同城化戰略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的增長，其六大創新機制：一是創建同城化與新型工業化聯動發展的新機制；二是創建經濟區各城市共商協作新機制；三是創建股權合作的基礎設施共建機制；四是創建公共服務區域共享機制；五是創建打破行政區域限制的城鄉統籌發展的促進機制；六是創建經濟區內統一的土地交易市場新機制。
總之，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同城化的戰略思維將有利于推動整體區域經濟的發展，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政壁壘和提高城市區域競爭力。
陳秀山：中國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導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關于政府主導下的中國城市化與城市布局的特征與問題，我講兩個問題：第一，對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一些基本認識。即在二元結構背景下推進、政府主導的城市化。政府主導的城市化，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城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往往導致土地的城市化遠遠大于人口城市化速度。二是城鎮體系、城市布局依托于行政等級體系，這是中國的一個特色。
第二，對未來幾十年中國城市化發展的趨向，包括城市布局的走向的一些想法。首先，關于中國城市化未來時期的發展動力和速度問題，我個人認為，中國城市化速度會放緩，動力會減弱。基本論據有三條：一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二是二元土地產元結構沒有改變，沒有建立統一的市場，發達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民不愿被城市化，甚至千方百計地走向逆城市化。三是當前政府的一些短期經濟政策目標，與長期城鎮化目標實際是沖突的。其次，關于未來中國城市布局和城市規劃的趨向問題。從長期看城市布局可能是集中和分散相結合，一方面要看到隨著交通技術的發展和技術的變革，它大大縮短了時間與距離，城市圈邊界擴散，城市規模擴大；另一方面還應該看到，信息技術的發展，會改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服務方式，導致空間結構的結果是呈分散化趨向。
因此，我認為城市絕不是越大越好。
低碳發展與緊湊型城市規劃
主持人
牛鳳瑞：低碳發展+緊湊型的城市發展=兩型社會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
我認為，低碳發展+緊湊型的城市發展=兩型社會。緊湊型的城市化在概念上有四個層次：第一，中國應該有較高的城市化率；第二，大城市的率先發展或者在一定時期內的率先發展，以及大城市占整個城市人口的較高比重；第三，若干個不同規模的、不同等級的都市地區的形成與發展逐步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主題形態；第四，單個城市緊湊型的城市布局規劃。
所謂緊湊型的城市空間布局，就是在單位的土地和空間上能夠容納更多的人口和產業，也就是平時說的節約用地。節約用地的同時也加劇了空間資源進一步的稀缺性，同時我們也面臨著更大的污染風險，所以這里沒有誰是誰非，而只是有一個合理度的把握。低碳城市或低碳發展有不同的分類：低碳產業、低碳建筑、低碳設施、低碳交通、低碳消費、低碳管理。有兩位專家提到，現在土地的城市化速度遠遠高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這是有統計數據作為依據的。
劉憲法：緊湊型城市更有利于集聚人口
綜合開發研究院主任研究員
關于城市規劃中的政府與市場，在城市規劃當中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從經濟學原理來說主要解決城市建設和規劃當中的外部性問題。在城市建設當中和規劃過程當中大量存在著所謂外部性或者效應問題，這種外部性導致政府必須用看不見的手進行干預，實際上在國外包括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取這種方式，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在整個規劃中是無所不能的，是全能的政府。
由于城市規劃成了政府長官意志的體現，使規劃呈現出目前的特點：第一，整個規劃城市空間具有等級性的特征；第二，嚴格功能分區；第三，大尺度。我們現在的城市規劃成為地方政府牟利的工具，成了地方政府獲得土地收益的一個手段。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城市應該是相互合作、是城市交易活動的場所，通過集聚人口提供更大的交易空間，擴大交易范圍，深化整個分工。而這種大尺度，這種嚴格功能分區和這樣的一種城市，實際上對促進交易費用的降低、合作范圍的擴大是有阻礙的。我們現在提倡緊湊型城市，緊湊型城市應該是更有利于集聚人口，有了人口才有市場。緊湊型城市也有利于豐富我們城市的多樣性，增加我們城市的魅力。
胡秀蓮：低碳發展的重點和難點在城市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
關于中國城市低碳發展的問題與建議，我主要從能源和氣候變化的角度對城市化進行一種推測。聯合國最近有一個報告叫做《2011年全球人類住區報告》，報告表明能源密集型城市通過有效的城市化規劃可以帶來巨大的資源節約，它就得出一個結論：城市將成為全球氣候變化的真正戰場。在未來解決氣候變化的過程當中，城市也將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從能源消費量的角度來講，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能源消費差距，一直在縮小，但城鎮居民仍然要比農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費高出很多。從城市發展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實現低碳發展的重點和難點在城市。
中國對城市低碳發展的概念認識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城市低碳發展的長期性要有更深刻的認識，保證措施要落到實處。首先應選擇適合這個城市自身條件的發展模式來進行低碳發展。二是城市低碳發展建設是一個長期性的工作，很多體制要和它相適應。三是它是一個系統工程。四是要進行科學規劃，借鑒國際的經驗，加強能力建設，并且讓它廣泛實施，這樣才能做一個好的規劃。
王涌彬：能源與環境逼迫我們走緊湊型城市化之路
中國房地產研究會人居環境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環境問題已經升格成最突出的問題。在現代化的城市當中，能源和環境的雙重壓力要求我們不能肆意揮霍使用能源，城市也不可能無限制的擴張，必須在城市發展的過程當中找到正確的道路，這條路應該是緊湊發展的路。
我有兩個觀點：第一，中國的城市規劃要認真思考汽車對城市發展的深刻影響。我們新的生活方式也肯定會對我們的城市規劃產生深刻的影響，對道路和交通產生新的要求，這也是我們面對的問題。當今的汽車對城市的沖擊還不僅僅是堵車，而是城市與地方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有一些公共政策就需要根據深入的研究來制定。第二，郊區應該更加緊湊。我們一般認為郊區可以低密度發展，實際情況確實是低密度，各種各樣的商業服務都跟不上，核心原因是因為郊區服務跟不上，跟不上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一定的規模。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公共交通完全跟不上，因為沒有人口規模，公共交通要賠本，所以不開通，也讓郊區更不方便。
所以我們主張郊區應該是依托現有的小城鎮發展，尤其是在大城市邊緣區，建立起非常有活力的、有特色的小城鎮。我強烈主張郊區更應該緊湊發展。
“城市病”與城市治理
主持人
葛延風：“城市病”現象及應對
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
我第一次知道“城市病”是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那時候覺得交通擁堵、環境污染還有其他的社會問題都很遙遠，沒想到經過二三十年，其他發達國家有的“城市病”我們都有，交通的問題、環境的問題、資源承載力的問題，一些城市甚至變得比其他國家更不適宜人居住。但是除了這些以外，還有我們自己獨特的毛病，比如城市缺乏有效的規劃、特色、文化，我們城市擴張速度過快，規模和發展不匹配，導致老百姓看病難、上學難等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相應的公共服務體系跟戶籍掛鉤，大量的農民工進城以后只是半城市化。過去的城鄉二元結構由于在城市化過程當中沒有進行有效的社會政策調整，或者政策調整之后，正在演變成城市二元結構，這個問題很突出。當然這些都是我們城市化本身遇到的問題，我們再仔細想一想，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比如拆遷、土地征用帶來的矛盾，問題非常突出。
針對這些情況，最近幾年一些地方政府和大、中、小城市，在試圖進行調整，包括一些大城市進行人口規模的控制，一些地方在公共服務領域包括在戶籍制度方面也進行各種各樣的改革等等。
王梅：城市公共服務面臨兩難困境
綜合開發研究院公共政策與政府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
現在城市公共服務發展的過程當中面臨兩難問題：第一、提升城市的吸引力與城市的有限財力：城市之間的競爭有助于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用腳投票”機制逐步發揮作用。城市需要保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服務水平，由此產生了各地之間公共服務水平差距，這也是大城市吸引人口聚集的原因。按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劃分，城市的公共服務基本由地方政府提供。按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權劃分，城市需以自身的財力資源解決公共服務供給問題。城市流入人口越多，地方政府財政壓力越大。現階段，針對民生領域的社會熱點問題，常常是中央政府各部委出臺政策要求地方政府解決，但缺乏配套政策支持，流出地政府缺乏約束機制，流入地政府沒有積極性去解決這些問題，導致流入地城市的公共服務變得越來越擁擠。
第二、引入社會資本與有效管理：為了解決公共服務供給問題，地方政府通過引入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生產領域。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生產領域卻難以有效管理，因為私立機構的服務定位不清晰，缺乏服務規范，公立服務機構統一納入政府的規劃管理，在服務評估方面有規范要求，但私立機構基本沒有納入上述管理體系。人員管理上，相比公立機構而言，私立機構缺乏相應的政策支持，人員的素質、穩定性難以得到保障。
面對兩難問題，我們提出兩類措施建議：第一類，完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鼓勵地方政府將外來人員納入公共服務的覆蓋范圍。第二類，統籌規劃、管理公立和私立的公共服務機構。
劉鋒：特大城市如何應對城市病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研究室主任
中國正為世人展現出一幅最大規模、最為復雜、也最為多樣的全景式、立體化的、城市化的圖景。隨著集聚規律推動城市群和大城市的快速發展，未來中國的大城市會越來越多。根據我們的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大約是56%，到2030年會是64%，中國城市化的峰值大約將是80%左右。
第一，根據兩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經驗表明，經濟和人口的聚集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普遍規律。第二，在中國的國情下大城市往往容易得病。一是由于區域的產業結構格局不合理，大中小城市間產業缺乏合理分工，造成大城市的功能和人口過于集中；二是基本公共服務嚴重不均衡，造成特大城市對人口流動吸引力過強；三是城市規劃和空間布局不合理、公共交通發展不足，相關公共政策加劇了這種“擁擠”。第三，要系統設計、加快改革、標本兼治、統籌推進。
對此，我們認為：1、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只有不同地區的居民都能夠享有大體相當的生活、福利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務，才可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流動人口往大城市扎堆；2、加快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體系，促進產業轉型升級與產業轉移；3、大力促進以特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的發展，建設網絡型城市，形成合理的經濟生活圈。明確各新城、副中心城市和周邊衛星城鎮的功能定位和分工，優化產業布局，引導人口集散，促進公共產品、基礎設施的協調銜接，構建和諧城鎮體系，防止了人口和功能的過度集聚。4、大力加強公共交通建設，提高城市科學管理水平和能力，積極采用信息技術，促進城市治理的電子化，大大提高城市的承載力，加強法律法規實施的力度等。
張車偉：中國得了城市化“富貴病”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首先，我覺得中國現在大城市出現的“城市病”更多類似于發達國家或者是我們看到的國際上比較先進國家的問題。而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問題，似乎在我們國家并不是特別明顯。這得益于我們國家特有的一些制度安排，就是中國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我們現在所有的經濟社會的秩序都跟這兩個制度有關系。但今后我們要改變過去的公共服務和管理體系。戶籍制度要取消，在這個制度之上要形成一個新的公共服務管理體系，以常住人口登記和管理為依托的體系，只有這樣，把農民工納入到城市才有可能。
我覺得有幾點比較重要：第一，管理服務體系的提供不應以犧牲農民土地的權益為代價，不應再以農民的土地交換作為公共服務置換條件。第二，在城市化過程中，土地收益要讓農民充分分享，這意味著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應該和戶籍制度或者公共服務的提供是同步的。今后土地市場的一體化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社會保障性的改革是非常緊迫的，尤其是養老和醫療問題。
今后國家的社保體系建設不應再以城鄉劃分，而應以有無工作劃分，可以分為兩類：有工作的進入一個繳費型的社會保障體系中；沒工作的設計成半繳費或者非繳費型的社保體系。這樣才有助于最后形成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
藍志勇：美國進步時代市政改革對中國城市化的啟示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
從美國進步時代市政改革，可以給中國“城市病”治理啟示。對城市特性的認識，我認為首先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一切，當然也決定城市的形態。二是城市化的過程本質是從荒蠻時代走向現代文明。三是非常注重社會分工。城市化實際上是從社區走向社會，本質上是從群體社會到個人社會，最重要的特點是提高生產力和社會分工。對于城市的特點，總的來說，城市化應該給人帶來現代文明的曙光和更高質量的生活，但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并不完全是這樣。
美國進步時代也有很多“城市病”，當時是偉大時代的出現，大家都覺得工業化過程以后，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后產業升級，隨著自然持續被打破，貧富懸殊增大，發展空間受限，自然資源的巨大浪費，新興的公司革命和商業文明，巨大的社會物質財富的涌現。當時美國社會提出服務型政府，加大政府財政，公共管理應運而生，人們不相信自然帶來的和諧，追求的是科學的方法和人的理性的努力、精細的設計與管理，來弘揚民主，建立法制，追求進步，提高效率。
中國城市發展核心的問題，過去也有一些思想，比如說城市是不好的，后來認為城市是經濟發展的中心，但是趨勢一定會越來越大，這是不可逆轉的潮流。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是沒有從傳統的社會的格局中走出來，又面臨加速現代化的要求。
會議總結
李羅力：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
雖然只是半天時間，但大家發言的面非常廣，談的力度都很深，對我們國家城市化所面臨的問題，所需要研究的問題提供了很多重要思路，提供了很多好的意見，受益匪淺。
從第一節的發言來看，辛華認為，對城市承載力不能靜態地看、僵化地看，城市承載力是可變的、是動態的，是可以通過集約化、科學管理、技術提高來提高承載力的。但總體來講，承載力最終是有限度的，不可能無限擴張。肖金成講到，城市發展要和區域發展規劃協調。他主要提到了現有大城市群和未來大城市群發展的主要途徑，但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城市群沒有加進去，內蒙古的呼包特是一個發展很快的城市群。王建提到的高鐵時代，對中國城市布局的發展會發生革命性的轉變，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秦虹博士講到同城化問題，她把同城化做了很詳細的介紹，特別是提到了同城化的創新機制。但要認識到，中國搞同城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根本的體制要改變。陳秀山講了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判斷未來城市趨勢是要放緩的，因為現行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會造成農民的負擔，又講到信息時代分散化成為發展趨勢。
第二節的發言，劉憲法教授講到緊湊型的城市，主要是由于政府主導的模式產生了很多問題，認為從合理的城市來講不應該按照現在的功能分區，按長官意識進行階層的劃分。湯敏說到農民工的市民化是推進城市化的主要問題，我理解小城市搞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搞成大城市，形成有特色的城市群。這樣農民也不要分散到小城鎮里去，相對要集中、要緊湊、要集約化。胡秀蓮女士講到中國低碳發展，中國低碳發展的重點和難點都在城市。現在存在什么問題，應該采取什么措施，對于低碳發展提供了一個思路。王涌彬講搞緊湊型城市是關鍵，一個是城市郊區應該緊湊化的問題，從兩方面提到緊湊型城市。
第三節，王梅講到城市公共服務面臨的困境問題。實際上我們現在講到很多的城市公共服務問題，最后都歸結為財政問題，應該把公共教育、醫療全覆蓋。但現在地方政府有實權沒有財權，他們拿的錢很多要做公共服務，要解決很多問題，讓中央財政去用財政返還的辦法是不現實的。第二個觀點是利用民間資本，這確實是個途徑，但民間資本是賺錢的，公共服務是公益性的，這是相矛盾的。所以要劃清界線，規定定位，服務特色，素質、管理，這些都要定好。劉鋒講到大城市容易得“城市病”，所以他的結論是要發展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不要都集聚在大城市中。張車偉的觀點很新穎，中國“城市病”是發達國家的“城市病”，不是南亞、拉美國家的窮困“城市病”，特別是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這是我們國家兩項特殊的制度。由于這兩項制度，使我們城市有序發展，我是贊成的。張車偉最后講，戶籍制度、土地制度都面臨嚴峻的挑戰，要解決當前農民工進城的問題，需要改革。藍志勇教授講到美國進步時代的城市化對中國城市化的啟示。
最后我代表綜合開發研究院，感謝所有參會來賓、媒體和會議工作人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