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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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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6.5%，其中食品類價格同比上漲14.8%，工業品出廠價也上漲了7.5%，創下36個月以來的新高。通貨膨脹處于高位運行。更為重要的是，宏觀調控往往一緊縮資金就緊張，最嚴重的是導致小企業生存困難，就業問題凸顯，居民收入增長受到影響，消費更加不足，投資與消費更加失衡；而宏觀調控一寬松則經濟就過熱，投資增長過快，通貨膨脹又再次發生和攀高。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形成惡性循環和兩難境地。因此，中國通貨膨脹的特殊發生機理是什么，究竟應當怎樣治理，才能使國民經濟平穩健康運行，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經濟學教科書上的通貨膨脹定義很簡單，就是在一定的貨幣流轉速度下，流動的貨幣量超過生產、消費、交換和儲備等對貨幣的需要，導致以貨幣表示的需求量，多于以原價格表示的供給量，在由市場自由調節的狀況下，以供給價格的上漲來結清多余的需求量。因而，貨幣學派認為，治理通貨膨脹很簡單，收縮貨幣數量，減少其流動性即可。
然而，國民經濟運行遠比教科書上講的復雜得多。中國通貨膨脹的形成及其特點，與其發展模式有著特別密切的深層次關系。
第一，投資建設主導的國民經濟增長，由于投資結構和時效的性質，或者當期投資需求大于供給，或者不能形成有效供給，或者形成有效供給滯后，使投資投放的貨幣不能被形成的供給結清，導致通貨膨脹。“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間，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年均增長11.2%、20.2%、25.5%，顯現逐步加速狀態。長期以來，在國民經濟投資與消費的結構上，國民收入的使用越來越偏重于積累和投資，增長越來越依靠投資拉動，貨幣主要流入建設領域，投資往往增長過快和過熱。當期投資規模過大，超過建材等供給能力，使得鋼材、水泥、稀有金屬、煤炭等價格上漲，也形成電力價格上行的壓力；一部分行政辦公大樓、城市廣場的建設，并不產生后續的供給以吸引投資所形成的流動性需求；一些公益性建設，如市內交通、綠化、亮化等市政建設，雖然形成公共服務性的供給，但是，它是一種免費的公共產品供給，不吸收因這些建設投放的在私人手中的購買力貨幣；高鐵、高速公路、機場、港口等交通投資，雖然它們的形成未來的服務業供給，卻是長期性的，不能立即吸收當期過大投資形成的貨幣流動性。因而，這些方面的投資建設規模長期過大，如果沒有相應高速增長的消費，沒有已經建成的生產體系提供更多的供給，沒有配套的在短期內就可以形成大規模供給的生產體系的建設，投資所形成的貨幣流動性，就無法被相應的供給所吸收，從而形成投資過熱引致的物價上漲。
第二，中國依賴于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進出口規模和結構不平衡，特別是出口壓低和進口拉升國際市場價格，形成國內出口推動和進口輸入的通貨膨脹。“九五”、“十五”時期，出口分別年均增長11%和25%，2008年年底以來，我們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機，2009年出口負增長18%，2010年恢復性增長到2008年的出口規模，即使這樣，“十一五”期間，出口年均增長率仍然為11%。特別是，2011年上半年，出口增長速度恢復到24%。出口強勁，如果沒有相應的國內供給增加或者相應的進口與之平衡，生產出口品形成的貨幣購買力，與出口形成的國內供給缺口，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漲；當中國到國際市場進行采購，購買的需求量較大，比如鐵礦、石油、農產品等，拉動國際市場價格上漲，給國內形成輸入型的通貨膨脹；而在進口結構中，當中間產品過多、消費品不足時，由于不能吸收國內生產出口品形成的勞動工資等貨幣投放，會導致國內消費物價上漲。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居民和企業手中握有升值的人民幣，而國家用出口換來的貶值的美元外匯去購買美元標價的物品，這樣在過去居民和企業手中的人民幣表示的購買力與用美元進口后的貨物之間，形成了供給與需求不平衡的差額，從而造成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假如，過去居民和企業由于從事出口品生產和外貿，手中有800元的人民幣，合100美元；而出口換回的100美元的貨幣，由于人民幣升值和美元貶值，現在只能進口相當于國內600元人民幣的貨物。僅就進出口方面計算，現在的人民幣比過去貶值25%。從經濟學道理上講，就是通過對外人民幣升值和美元貶值，對內人民幣通貨膨脹，來消化進出口之間巨大的貿易順差。
從進出口運行的數據情況分析，“九五”和“十五”期間，進出口貿易順差的規模分別為12390億元人民幣和17517億元人民幣，而“十一五”時期五年間，貿易順差規模迅速增加到75030億元人民幣。進出口規模和結構不平衡，在內外貨幣關系上表現為貿易順差；國際收支不平衡，導致外匯占款投放形成的人民幣流動性過多，引致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因此，從數據上看，沒有相應的國內有效供給平衡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以及人民幣升值，是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第二大來源。
第三，重大工業、大企業發展，輕服務業和小企業生存，而小生產式的農業，是極容易形成通貨膨脹與生產過剩劇烈交替波動的生產結構和生產方式。從發展方式來看：1。各地大工業、大資本、大企業拉動經濟增長，已成為主要戰略。大工業、大資本和大企業，在其大干快上和大規模投資時期，往往需要更多的信貸，形成更多的流動性，如果超過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供給時，就會引起工業品出廠價格和消費價格的上漲。2。由于服務業對增加GDP不迅速和不顯著，特別是對財政貢獻不大，往往被輕視。而服務業長期發展不足，提供的服務業供給不足，不能有足夠的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吸收和平衡一部分大工業、大資本和大企業投資形成的購買力。3。現在的注冊登記、監管審批、稅費、融資等體制，是鼓勵和保護大企業的一種制度安排，小企業在這些方面受到歧視，創業、投資和經營都非常艱難，后果是，服務業供給不足，輕工業生產品供給不足。4。而家庭小規模的農業生產方式，對市場形成蛛網式反應，價格劇烈波動。如2011年7月份豬肉價格上漲56.7%，影響價格總水平上漲約1.46個百分點。
而當因通貨膨脹嚴重，極力壓縮投資，包括與全球經濟下行疊加時，由于大工業形成的供給過多，供給的出口受阻，供給被迫轉向國內市場，而國內由于服務業發展不足，小企業很難生存，就業率相對降低，GDP中勞動所得相對減少，工資形成的收入購買力無法平衡突然增加的大工業供給和出口轉內銷供給，就會形成供給大于需求的格局，經濟很快又步入蕭條。中國經濟在1997年年底和2008年年底都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第四，經濟發展中的壟斷體制，在中國已經成為推高物價水平的很重要的常態性機制。一是國有壟斷工商企業推高價格水平。如石油企業，國際油價走高時，迅速提高價格，而當走低時，則遲遲不降低價格；電信網絡提供的是世界上價格最昂貴的服務，而且各種收費陷阱很多；城市出租汽車公司，一方面，向司機收取日益增加的高額份錢，另一方面，在油價上升時，則迫使政府提高出租運營價格，轉嫁給消費者等等。壟斷企業利用的是政府提供的廉價資源，象征性地交點礦產和空間資源稅，交很少的利潤，而向消費者提供的是越來越昂貴的產品和服務。二是國有金融壟斷方式也成為推動價格上漲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國銀行體系高度集中壟斷，從儲戶手中以較低的利息水平獲得資金，再以較高的利差利息投放給國有企業，雖然從儲戶手中拿來了低利息的資金，但是并沒有低利差貸給國有企業，發揮拉低物價的作用；而存貸利差形成的巨額利潤，在金融體系中分配，高工資水平形成對市場的購買力沖擊；由于幾乎不向小型和微型企業貸款，高度集中的銀行體系一旦收縮銀根，就會造成社會資金的全面緊張，使小型和微型企業民間借貸融資利息率從平常的年40%左右，上升到60%，甚至100%，財務費用進入生產成本，推高整個供給的價格水平。三是政府土地出讓、經營性交通收費等行政和特許壟斷，不斷推高地價房價和運輸價格水平。實行土地計劃行政性分配，政府一家行政性出讓土地，通過招拍掛，多家競爭，價高者得，價低時流拍不賣，七十年租金一次收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成為強勁推動地價、進而推動房價越來越高的內在機制。實行國有和政府壟斷，在現代國家中，往往是為了社會利益，為了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在中國，卻成了謀取壟斷集團和地方政府利益、推動價格水平上升的機制。在中國特別許可的體制下，壟斷行業在相當程度上用的是國家價格低廉、甚至無償的資源，而向居民生產和供給的卻是價格高昂的產品和服務。
第五，國民收入分配及支出由政府主導，也是物價水平容易上漲的重要原因。2010年，政府實際的全部收入占GDP的34%左右，政府行政公務開支占全部支出的37%左右。從國民收入分配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幾乎年年是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兩倍到3倍。任何一個有數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樣的結果必然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會越來越低，政府分配的會越來越多。大部分勞動者收入用于消費后，要從事生產和服務，再形成供給。而政府消費那部分加大了社會需求，卻不會形成任何供給。政府收入中偏好投資的機制，也不會形成未來的供給，而且會使得近期投資需求加大。因此，國民收入分配偏向于政府，政府的行政公務消費，特別是“三公”消費，以及后來不形成直接生產能力的大樓、廣場等投資，包括不形成直接收益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果過大過多)，都是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