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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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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困惑和郁悶的一件事，就是中國有近萬個開發區，盡管它們都為30年來的經濟增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從一座城市的標準來看，沒有一個開發區追得上蛇口。為什么第一個開發區，同時也是中國最優秀的城市，而成千上萬的后繼者卻望塵莫及呢？
蛇口是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卓越的城市：她擁有超強的創新能力，從這塊僅有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出了中國最優秀的銀行、保險公司、高技術企業；蛇口擁有最為緊湊的步行街區，這塊土地是華南地區最宜人居的國際化社區、是公認的最為“小資”的地方；蛇口又是改革的先鋒，這里所進行的一系列市場取向的改革——工資獎金制度、保障性住房制度、工程招投標制度等等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制度創新的藍本；而從城市的規劃管理與公共治理來看，說她是當代中國最富魅力的小城也不會有異議。蛇口，為什么創造了如此多的第一呢？
跟在蛇口之后，三十年里中國以特殊政策建立的各類經濟功能區——特區、經開區、高新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等，雖經數次清理整頓，其數量也已近萬。但沒有一座園區可以在改革創新上、在樂業宜居上、在公民社會的建設上能夠望蛇口之項背。蛇口人自己有著全中國所有新城區中最強烈的認同，他們說我是蛇口人，蛇口是我愿終老一生的地方。了解蛇口的深圳人則對蛇口有一種說不出的神往，有人說對蛇口的情愫是“膜拜”。蛇口，為什么？
從港口發育的緊湊城市
假如你乘船從蛇口港出發，船開不久，回首相望，你會發現在蛇口港碼頭周邊步行距離之內，緊湊地布局著一個“城市之心”：港口碼頭、五星級酒店、別墅、微波通訊站、臨港的工廠、貨物的堆場。而位于港區中心那座小山腳下，則是那幅著名的標語，它是這個港口城市的意志和信念：“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蛇口是一個舒適的步行城市，她的心臟地帶便是她邏輯與歷史的起點：港口碼頭。蛇口有她的英雄，那就是傳說中的女媧，雕像“補天”稱不上是一尊杰出的作品，但她是蛇口的守護神，她煉七彩之石以補天裂的精神是蛇口人的精神寫照。假如蛇口有一個如同教堂鐘塔般的建筑，豎立其上的文字一定是“最適宜人類生活與工作的地方”。
不久前在希臘，我突然頓悟：正是愛琴海上眾多島嶼的港口周圍，發育出了古代最初的城邦。在藍墨水般的大海上，乘船駛向這樣的小島，我們逐漸可以看清的是：小島的正面的港口，兩邊岸岬上的炮臺和燈塔，碼頭前的防波堤與港池、碼頭邊渡船與游艇的泊位。在通過了防波堤與避風港灣、引航的燈塔、御敵的炮臺這些水上為安全與交通而建的基礎設施之后，我們踏上岸，便走進了這座城邦的大門。碼頭的正面往往是一個供人們聚散的小廣場，就如同城邦的第一個客廳。廣場的盡端是英雄的雕像或是鐫刻著史詩的石碑。在古典時代，每一個城邦都有她的守護神，而近兩千年來則由上帝統攝著的城市上空的天宇，因此廣場背后不遠的小山頂上一定是教堂的鐘樓。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這里是一個城邦精神高地所在。在碼頭的周邊，會有供人們留連的公共空間，那是一種因山就勢、因水隨形、面積千把平米的活動空間，是一個中心廣場。廣場周圍步行范圍內，是這座城邦無比珍貴的“可建設用地”，酒店、博物館、郵局和銀行、政府辦公樓、藝術品商店、酒吧、餐館一應俱全。將一個城市中最尖端的服務業群落——“城市之心”集中在一箭之遙的幾條街巷之間，是一座城邦對外識別和對內認同的空間載體。
萌生于海港的蛇口，由此與大陸城市拉開了距離。中國大陸的城市，自周代始便是統治者居住的地方，秦漢以降，中國實行了兩千年的郡縣制，所有城市都成了集中統一的帝國行政系統中的一個結點，每個城市都有其上級，有其下級。上下級之間以財政和人事的鏈條逐級管制。城市的空間形態也是行政規制的一部分，容不得有個性。象“女子無才便是德”一樣，中國的城市也要千篇一律才安全。行政級別高的地方，哪怕腹地不足，也要規劃建設成為一個大城市。隋朝的大興城，也就是唐朝的長安，規模大到80多平方公里，直到唐朝垮臺也沒有把城墻內填滿。進入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都有了量化的可能，龐大的國家機器便有可能發育出一系列技術官僚機構，制定從道路的寬度到大學興辦程序的各項標準，自上而下代表中央來管轄所有的城市。“千城一面”的結果必然難免。而象蛇口這樣的緊湊型、人性化、步行距離內擁有混合功能的小城，在中國廖若晨星，恰恰是必然的。
步行距離的一個叫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城市與鄉村彼此貼近。蘇格拉底和菲德拉斯會在一個炎熱夏日漫步到城外，在樹蔭下慢慢地走，領略農村的寧靜與和平。埃米爾·庫恩在《古代城市》中說：“城市和鄉村構成了古希臘人的一種和諧一致，它們并不是生活中兩個對立的方面。”筆者本人在17年前，就曾帶著孩子在蛇口登上一條漁民的小船，漁村、漁港是蛇口生活中距離的場景，“漁村蛇口”與“招商蛇口”比鄰而居。
蛇口之后所涌現在中國各地的近萬個工業園區，是中國經濟30年來強大的發動機，但由于不再以一個港口開始，因此都不具有緊湊的“城市之心”。幾乎所有的園區，都是先規劃出一大片土地，給出相當的用地指標，然后象隋朝大興城那樣，以橫平豎直的路網，切出大而無當的地塊，然后開山填谷，七通一平，以近乎零地價來招商引資，從中西部地帶招來大量的流水線工人，轉眼之間成為世界工廠的新車間。這樣的地方要想讓人留連忘返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道路上散步是受罪。到了晚上，這些園區往往就是一座死城。與入夜時分浸潤在樂音與花香中的蛇口，恍如隔世。
城邦文明下的公民社會
盡管，雄偉的衛城打上了伯里克利的意志，但是沒有全城公民的支持，“一個人”還是建不起“一座城”的。而伯里克利執政的合法性在于全城公民的選舉。這樣，全體市民選擇了執政者，執政者以他的遠見帶領城市前進。這就是城邦文明下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與“臣民社會”有什么不同？首先是人活得有尊嚴。因為是城市的主人，因此城市的各項事務與我有關。我有選舉權與我有信譽是互為因果的。在商業上的體現就是，古代希臘以貿易立國，聽說過有海盜，卻未聽說因三聚氰胺或者瘦肉精讓商品下架；再就是人的全面發展。一個人可以是合唱隊員，同時參加廣場上的哲學辯論，在神廟中主持祭祀，在戰爭中拿起武器成為戰士。也就是說，每個人不僅要謀生，而且會將時間大量地用在那些超越功利的事情上，成為這個城邦的主人。正是這樣一些活得堂堂正正的人們，將行政權力授予執政官。
古代中國大陸的城市，是不同等級行政區域的治所。因此城市是有“上級”的、受管制的，而不是自治的。《左傳》說：“王城方九里，長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三十雉，候伯方五里，長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這是規定了不同級別的城市的面積與城墻長度。諸候在城內建自己居住的宮殿，如同明清兩朝皇帝在北京城內建皇城一樣，也是有規距的：“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就是說皇城的面積不能超過規定的比例。今天中國的城市，被數不清的上級主管部門以紅頭文件管制著，你要引進一所國外優秀的大學，教育部門按有關規定不批準，你要引進一家優秀的醫院，衛生部門橫加干涉，更不用說辦報紙雜志，或者引進公共管理了。
蛇口遇到了中國當代一個特定的歷史窗口期，陰差陽錯地在最初幾年里成了一個在廣東省和深圳市都沒有“上級”的城市，這使當時的蛇口更象一個自治的城邦。她的獎金如何發放可以請示到中央最高領導，她的行政權力來自于北京交通部的授權，這使得她有著更多因地制宜，臨機處置的自由度。這種沒有上級跟在身邊的環境原也可以造就強權的暴君，但偏偏是剛剛經歷了囹圄之災的袁庚主政蛇口。這個懷著原教旨共產主義理想的人，經過了香港市場經濟的洗禮，抓住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在蛇口開展政治民主的試驗，由職工民主選舉管委會的領導。袁庚把自己和整個領導班子置于全體職工的監督之下。對工業區管委會成員投信任票和民主選舉的做法，恰恰是一種城邦文明之下公民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
蛇口之后，只有經濟特區曾經具有類似于蛇口的環境，直接受國務院特區辦節制。其他數以千計的開發區都是各級政府就近設置。其管委會，都是各個位于行政層級中城市的“派出機構”。盡管不乏可歌可泣的開拓者，他們在選址的時候試圖盡量遠地逃離母城，以逃離那些束縛發展的條條框框以及種種的“潛規則”，如天津開發區和廣州開發區，盡管他們努力爭取一個“封閉式管理”的行政環境，但最終都難逃舊體制的法網。這些開發區可以不設人大政協，但黨工委書記一定是母城所派，方方面面要接受“上級”的考核管理和監督，在這種大陸城市的架構之下，哪里還會有民主選舉這樣的公民社會？
來自高能態文明的拓荒者
從海上來到一片視野之外的地方，招商局是一群拓荒者。他們很象古代希臘的殖民隊。當每一個城邦的人口也就是經濟規模超過了步行距離的規模的時候，古希臘人的答案就是向外殖民。位于小亞細亞的古希臘城邦，那個誕生了歐洲第一個哲學學派的米利都，曾派出70支城市殖民隊。他們將源自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克里特島，又濫觴于希臘的文明傳播到環地中海的歐亞非各地。到5世紀末，包括黑海在內的整個地中海地區環布繁盛的希臘殖民地。從海上來的開拓者，必然在港口落腳。
“殖民”，在中文中是侵略、壓迫的代名詞。但是在古代希臘，則如同我們說“移民”一樣，是表征一個族群向外拓荒的中性詞匯。今天在雅典機場，一個展出古希臘的歷史的展室門口，所擺放的沙盤就是早期一個希臘殖民地（SETELMENTE）的模型。希臘的歷史就是不斷殖民的歷史。
招商局從香港來到蛇口，與一般城市組建的管委會進入一片開發區，除了落腳于港口之外，還有什么不同之處呢？那就是，招商局是從開放先進的高能態文明進入了封閉落后的低能態文明，勢能變動能，所謂勢如破竹。從現代企業制度到剩余收益率，從股份制銀行到保險公司，所有的“改革創新”，其實都不過是香港早已成功成熟的市場規則的運用，改革的方向和路徑蛇口人心中有數，不用“摸石頭”。而對于各地成千上萬的開發區來說，是從舊營壘里殺出來的一支人馬，要跳起來才能與國際接軌。從如何打領帶、穿西裝開始學習外事禮儀，每一次與外商的磨合都是“創新”。這是從低能態向高能態躍遷，勞神費力，艱苦異常，很難有蛇口那份自信和從容。
以資本主義效率實現社會主義理想
巧得很，招商地產副總胡建新先生，這位身在番禺營建金山谷的低碳生活倡導者，在順德的廣東工業設計城，送給我一本澳大利亞人蓋爾·C·阿芙利所著的《萊茵模式——如何開創和諧的常青基業》。書中序一作者恰好是招商局進入新世紀的掌門人秦曉。他對于萊茵模式的解讀讓我得以從另一個角度感悟蛇口：
“英美資本主義模式的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商業原則就是維護資本的利益和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而歐洲的萊茵模式的商業原則以社會公平的理念為基礎，強調企業及其利益相關者的相互依賴性，關注企業與所在社區的均衡發展，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環境和諧。萊茵模式強調商業機構在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維護歷史、文化和傳統，履行‘以人為本’的價值觀，保證企業在財務績效、社會責任和外部環境的和諧，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發展。”
從袁庚到秦曉，蛇口人的夢沒有熄滅。象女媧那樣，要用自己生命之精華去補天，去完成一個天大的使命。
正如人類的自由是非常偶然的一樣，一個國家能產生一個偉大的城市也非常偶然。芒福德寫了整部的城市史，所推祟的不過雅典，佛羅倫薩。我現在不再為蛇口之后未能出現好城市而郁悶，反而感到能夠與蛇口同處一個時代、同處一方水土的幸運。不知為什么，我所心儀的這個小城偏偏叫“蛇口”，無論在中國文化還是基督教義中，蛇都是不祥之物。但唯獨在古代希臘，在人類城邦文明的青春年華里，蛇是吉詳、靈性和健康的象征。
蛇口，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是中國城市史上的一個偶然。但是，蛇口的偶然性背后，有著一種必然。這種必然曾經現身于雅典和佛羅倫薩，曾經現身于如珍珠般撒落在海琴海上的希臘城邦。她們，哪怕今天只剩下遺址和廢墟，也彰顯著人類社會的重力法則——那就是文明在開拓中復興的規律。
本文初稿曾發不少師友以求賜教，郭萬達博士閱后回信：一個偉大的城市究竟是因為人，還是因為制度。這恰好也是我所困惑的。通常講，一個城市往往與一個人聯系在一起：伯里克利的雅典、美第奇家族的佛羅倫薩、張騫的南通、盧作孚的北碚、袁庚的蛇口、馬志民的華僑城……但是人都是在制度的運動場上競技的。據說袁庚老人晚年說到遺憾的事情，并不是蛇口當年劃地太小，而是沒有將創新所形成的制度通過立法確定下來。
最近，芒福德的《城市史》即將再版，翻譯家宋峻嶺先生重譯其中第十八章的時候，發現，“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為形，化能量為文化，化腐朽為活生生的藝術形象，化有機的生命繁衍為社會創新。這都是城市能夠發揮的積極功效”這句話，盡管非常經典，但是重點卻在接下來的這一句：“然而，若沒有制度創新，若不能首先有效支配現代人類掌握的巨大能量，這些積極功能就無從發揮。歷史上，同樣是先有制度創新，然后，一些發展過渡的大型村落、碉壘、營寨，才靠這些制度安排逐步轉化為環繞一個核心、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文明構造，讓城市誕生于世。如今我們急需的，同樣也是這種強大的制度安排。”
參考文獻：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陳志華：《外國古建筑二十講》三聯書店2002年1月北京第一版
《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