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項專項調研顯示,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達到1972萬人,已經超過了2020年規劃目標的1800萬人。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10,但人口仍在以每年60萬的速度增加。此前,北京市人大專題調研建議“減少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引起廣泛爭議。
控制大城市人口規模是不是該從“低端勞動力”下手值得商榷,但以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人口爆炸危機”卻不得不正面應對。客觀上講,以大城市有限的土地和各類資源,承載人口的能力畢竟有限。如果人口持續大量流入的狀況沒有緩解,遲早還是需要城市管理者的進行行政干預,這顯然是誰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怎么辦?對于處于人口的浪尖之上的大城市而言,加強完善城市的內部管理措施無疑非常重要,但全國范圍內的人口宏觀調控顯然能更為關鍵,畢竟,寄望于僅有的幾個大城市來承載城市化進城的人口轉移是不現實的。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可逆轉,未來必然有更多的人口定居城市,哪來那么多的空間提供給“新市民”?
大城市空間日益逼仄,有必要放眼大城市之外的廣袤空間。近年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同時,也表現為一些中小城市,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的人口流出,這一點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顯得尤為明顯。而人口流出的原因,主要是圍繞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資源選擇,由于這些領域優勢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從而導致人口源源不斷地流向大城市,如果這種狀況得不到有效的改變,未來大城市將面臨更大的人口流入壓力。
因此,破解“大城市病”的良藥,在于創造“機會均等”的國內市場環境,消除“城內”與“城外”的巨大差異。這就需要進一步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區域間產業轉移,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在二三線城市及其城市群創造有利于人才就業、創業和安居的良好環境,挖掘這些地區的人口承載潛力,實現這些城市與人才的雙贏發展;這就需要進一步推動新農村建設,提升農村地區的整體經濟水平和社會保障待遇,加大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避免農村地區的“空心化”和“空巢化”加劇貧富差異。
當然,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目前要真正實現城市與農村、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的“機會均等”仍然面臨不小的困難,但破除這種機會的不均等顯然已時不我待,唯有加大對大城市“城外地區”的政策扶持和經濟培養力度,才能有效“補短板”,消除人口的長期單向流動壓力。這不僅是破解“大城市病”的必然選擇,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