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數據顯示,到2008年年底,我國城市化率為45.6%,城市人口已達到6.07億。到2015年,城市化率將超過50%,城市人口將超過農村人口。
早在2003年,有關專家就指出,要防止四大“城市病”:一是水資源、土地資源的短缺;二是一些城市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修建大廣場、政府大樓等,但城市基礎設施跟不上,供熱、供水、排水、排污設施較差;三是城市缺乏特色,千城一面,在城市建設中對歷史建筑破壞嚴重;四是一些大城市的規模無法得到有效控制,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城市病已經出現,空間布局不能得到有機的疏散,造成城市“攤大餅”,不堪重負,而中小城市又得不到發展。7年過去了,“城市病”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其實,“城市病”幾乎無一不與權力病有關。比如,城市基礎設施跟不上,實際上與權力熱衷于面子工程有關。當前,不少城市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設想,為此大拆大建、貪大求洋,可基礎設施卻未同步跟上。試問,有多少管理者,既關注城市的面子又關注城市的里子,既致力于地面上的繁華又用心于地面下的暢通?今年入夏以來,連續地強降雨讓不少城市內澇成災,這顯然不是偶然。城市逢雨必澇戳中了相關部門的管理軟肋,暴露出管理者熱衷于看得見的政績,而忽略了民生里子。
再說,城市缺乏特色,千城一面,在城市建設中對歷史建筑破壞嚴重。這是為何呢?答案是,在利益驅動下,一切唯利益馬首是瞻,缺乏對歷史的起碼溫情和敬意,只要能換到錢,能商業開發,能從中中飽私囊,就要大拆大建。在規劃上,有的官員喜歡拍腦袋。“規劃規劃,不敵領導一句話”,或者“崽賣爺田不心疼”,拆了建、建了拆,一拆一建之間,GDP上去了,老百姓最需要的社會保障卻無法落實。如此種種,不正折射出權力的病變嗎?
城市病了,如何治?
一是調整城市的考核指標體系,正如有學者稱:“過去總是用GDP、效率來考核城市和干部,現在提倡用綠色發展的考核指標。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滿意度作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減少。”
二是加大對不作為、亂作為官員的問責力度。誰濫用權力,不以民生為重,誰就應當被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