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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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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資源環境可持續是人類文明可持續的基礎。由于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在未來三四十年中，城市化率將提高 30多個百分點，城市人口將凈增3億多，城市總人口將超出10億，而美英德法意加澳7個發達國家的總人口也只有6億多，因而，中國的城市化不僅是21世紀影響中國，而且是影響世界的大事。人口、非農產業和物質消耗與排放大規模聚集的城市化，將加劇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和社會失穩的進程，則城市化必將不可持續。反之，如果城市化在節約資源、改善環境、和諧社會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則將為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重要基礎。
我國的城市化必須為可持續發展奠定重要基礎，否則，我們將會掉進發展的“陷阱”。實現這種選擇雖然有很大的難度，但也有很好的條件。難度主要是傳統模式的城市存量及其慣性巨大，我國現有的城市人口規模已遠遠超出上述7個發達國家的總人口，但其布局和結構仍很落后，其巨大的慣性仍在使增量按傳統城市的模式迅猛擴張。這些城市較普遍地存在著非農產業無序聚集，相互間物能投入產出關聯度低，資源難以就地就近循環利用，高消耗高排放成為難治的痼疾；大量侵占耕地林地濕地，加劇資源消耗、生態失衡；好大喜高，只求眼前視覺效果，不顧日后隱患風險；垃圾圍城，環境污染嚴重；道路擁堵，出行困難；生活成本高，生存壓力大；貧富懸殊，犯罪率高；管理落后，辦事效率低等傳統模式城市的幾乎所有弊病。
好的條件主要是：城市化的增量部分可以在新的起點上進行科學布局和資源配置。城市是人才、信息和科技研發的中心，只要確立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各項相關原則和衡量指標，以此為最低標準，激勵創新超越，就有可能使城市化的增量部分不再折騰地進入可持續發展軌道。由于我國城市化的增量部分將占整個城市化總量的1/3，這一塊率先轉向可持續發展，其意義就十分重大：首先是它可以切斷老城市（或老城區）走傳統模的慣性擴張之路，而且走新路比走老路的即期和長期綜合成本都更低；其次是它可以為老城市（或老城區）模式轉換提供經驗借鑒、壓力釋放空間和回旋時間；再次是增量轉移即是產業、人口、需求的轉移，它將使老城市（或老城區）房價回歸理性，人流車流超負荷承載得以緩解，并為城市的社會建設提供寬松條件。
城市化與生態化融合
人類建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9000年前（約旦河北岸的古里喬），古人對城市的選址、布局，建筑很有講究，但遠古上古時代的城市除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北部的比布魯斯城（今名朱拜勒）外，已幾乎無一幸存，中古時代的城市也大多掩埋在歷史的塵埃中，近代的城市則飽受污穢、水旱和瘟疫之苦，現代的城市除前面所提到的弊病外，還有不少，如能源瓶頸等困擾，現代城市規模大的人口超千萬，人口超百萬的已比比皆是，一旦缺電缺水缺油，社會問題就會爆發性地顯露出來，能源短缺將直接導致城市的衰落和文明的逆轉。
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只能是生態城市。什么是生態城市？不能簡單地把花園城市、田園城市、山水城市、森林城市等理解為生態城市，生態城市不是城市要素與環境要素的相加，而是二者的融合，它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面的重要特征。
第一，能充分利用所在空間自有的可再生清潔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水能、氫能、地熱能、生物能等等，其外部輸入的能源清潔安全可持續；而且，自有可再生能源在總能耗中的占比愈高和利用率愈高，其抗風險的能力就愈強，廢熱污染對環境的影響就愈小。
第二，資源循環利用最大化、消耗和排放最小化、替代可持續；而且，生產的目的是產品服務效用最大化，能以最小的物能投入實現需求滿足的最大化。這兩者都缺一不可，只有前者而沒有后者仍然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實質上的生態化，仍然走不出高耗低效的怪圈。例如，在近些年我國城市化加速過程中，城市住房需求強勁，房價被熱炒而暴漲，許多人都卷入炒房狂潮中，購有多套住房待價而沽的家庭已不是少數，有錢人更是數十套地囤房，而他們在同一時間實際消費的住房只需一套，低收入家庭則望房興嘆。因而，無論建筑領域如何降耗減排，其整體效果卻是物質投入最大化，效用需求滿足最小化，嚴重阻滯了城市化進程。又如，大力發展和普遍利用公共交通，就能以最小的消耗和排放滿足居民出行的效用需求，但私人汽車的膨脹，不僅大大增加了消耗和排放，而且造成交通擁堵而使出行效用需求滿足最小化，加上富人的虛榮需求永無滿足，庭院中擺上幾部豪華汽車只看少用的現象司空見慣，這就使得無論汽車生產領域如何降耗減排都于事無補。我國的物能消耗、環境污染、GDP增速稱冠全球，可投入產出效益和產品效用服務卻很低，這是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城市的人與社會、社會與自然形成全面協調的共生網絡系統，這個網絡系統運行的趨向是系統功能不斷完善，而不是某個部分“一家獨大”地膨脹；網絡系統所提供的產品有不斷增進人類身心健康和生態平衡的功效，而不是數量的盲目增長；網絡系統在演替中不斷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發展，趨向于生態學持續力最強的穩態，而不是多樣性衰減的系統脆弱平衡。例如，傳統的工業化城市，工商業過度膨脹，人口過度膨脹，少數人利益過度膨脹，這樣的城市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環境污染嚴重，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犯罪充斥，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嚴重失衡，它在發展上不可持續，在現狀上只能靠高成本的強制力來維持。
第四，始終處于最佳生態位和具有最強組織力，與各種承載力上下限保持足夠距離，有在閥值范圍內自我調節、完善、強化的功能，有不斷增強的承受沖擊力、利用外力、同化異力的轉換融合功能。例如，城市的選址和布局占用耕地、林地、濕地最小化，避開斷裂帶，近水無洪澇之害，靠山無崩塌之憂，由于它不沖擊農業和生態，地質安全，反過來其生態位也就不受農業和生態保護的沖擊，發展的經濟社會生態成本就很低，并具有強大的抗逆力、吸引力和同化力。
城市生態化要做好社會建設工作
城市生態化發展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構成，二者同屬一個統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社會建設。從社會的現實出發，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社會建設需要重點解決好以下突出問題。
一是教育問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產物，要解決好自然和社會問題，首先解決好人自身的教育問題。必須把基礎教育、社會教育和終身教育緊密地結合起來，基礎教育必須解決好如何做一個身心健全并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人類、有益于自然的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教育就是失敗的。要解決好這個問題，就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創新生物學、生態學、倫理學、心理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法制、科技知識教育，使所有的人都具有身心自我平衡能力、道德勇氣和社會責任感。社會教育必須充分利用大眾媒體，以鮮活的自然和社會實例及生動的理論述評、全球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實踐展示、生態環境和社會問題新聞等形式，使所有的人都能及時地了解社會和自然的動態，既開眼啟智，又增強責任擔當意識。終身教育不僅是專業知識教育的延伸更新，而且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必需。
二是文化問題。在原始和農業文明時期，世界各民族都走過了一條相對獨立的發展道路，并在這期間創造了自己的文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各民族走向開放和融合，但許多民族之間在歷史上曾經歷過沖突和戰爭的痛苦，彼此間的文化和心理歧見仍疑忌難消，而且大多數民族自身也都有著漫長的階級分化和斗爭歷史，其不同階級、階層之間的歧見也使彼此之間缺乏信任感。但是，城市化的發展、社會的和諧、人類的融合都要求人類必須完成文化進化，否則，城市就會被各種文化歧見所無形撕裂，成為種族歧視、幫派主義甚至恐怖主義的溫床，就不可能實現社會和諧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必須歷史地辯證地看待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歷史文化，既要肯定文化多樣性的寶貴價值，又要批判文化中的各種偏見、歧視和荒謬，充分吸取其中的營養智慧，整合創造可持續發展的共同文化。
三是民生問題。資源短缺、環境惡化，使民生問題不可能走無限做大蛋糕，少數人得“火腿”，多數人不失去得“香腸”希望的老路，因為一個有限的系統只能支撐有限的物能消耗和排放。地球是萬物共生的生命整體，而不是供少數人占有、施虐的對象，解決民生問題的根本出路，只能從社會和諧和與自然和諧中尋找，首先要以最小的物能消耗和排放，實現效用服務的最大化；其次，就業和分配從資本增殖的工具和權力尋租的對象，轉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使收入的差距不致動搖民生之基。當前可做的是創新和完善教育、醫療、住房、失業、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切斷權力與經濟的臍帶，激勵自主創業，建立按能就業和公平分配的制度。
四是管理問題。權力集中、以權謀私、官僚主義、高耗低效是社會管理中的突出問題。社會管理必須在制度和用人兩個方面推進現代化建設，制度建設要堅守公平正義、公開透明原則，接受全民參與、全面監督，嚴懲一切貪腐犯罪、瀆職行為，追究錯誤、事故責任，消除特權殘余。一個稱職的社會管理者必須是熟悉基層，敢于直接面對和解決矛盾，為廣大群眾所信任，而不是高高在上，遠離群眾，躲避矛盾，一門心思跑上層，拉關系的人；必須是愛聽真話，聞過則喜，從善如流，善于集中群眾的智慧和營造和諧氛圍，而不是自高自大，獨斷專行，渾身長刺，處處傷人的人；必須是清廉公正，心胸坦蕩，求真務實，敢于擔當，而不是自視特殊，拉幫結派，以權謀私，貪功諉過的人。社會管理必須在制度和用人兩個方面有突破性的創新，如果民情民意沒有暢通的表達渠道，社會管理沒有及時的反饋調節機制，就會使社會被無形撕裂，使矛盾積累激化；如果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送的，送的不如親的，就必然會導致人才的逆向淘汰，這種潛規則一旦形成，就會出現社會管理高成本與低效率反向而行。只有實踐選人，才會有事業興盛、人才輩出的可靠保證。
